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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看白癜风去哪个医院 https://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原汁原味，捡拾历史的碎片 您的故事，天扬表达！《吕梁英雄传》是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抗日的长篇小说，是吕梁革命史的真实写照。年10月26日下午，我们专访了《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之女，挖掘出马烽在吕梁山生活战斗的故事！ 回晋西北 一九四二年冬天，部队进行“精兵简政”。战斗剧社机构过于庞大，当然也要进行“精简”。一些不会演戏，不会唱歌，对表演艺术也没有兴趣的人，就被“精简”了，总共有十多个人，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编制都属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只能回原根据地另行分配。大家也都乐意回前方去干点实际工作，思想上倒也没有什么不愉快。我们临时编成一支队伍，很快就离开战斗剧社驻地七里铺招待所，走上了回前方的道路。当路过延安城的时候，忍不住抬头向宝塔山上张望，最后看了一眼那座历经风雨的古塔，这是延安的标记。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哺育了我们将近两年，如今要离开了，心中不能不有一点留恋。特别是路过桥儿沟沟口，看到鲁艺教堂的那两个尖顶的时候，这种恋情更为强烈。我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文艺界的前辈，结识了不少各个抗日根据地来的同学，在这里不仅提高了文学艺术水平，也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按理应当到村里去向这些尊敬的师长和同学们告别，可是我们又都怕见到他们，因为我们都是被“精简”下来的，尽管大家都乐意离开剧社，到前方去干一番事业，但被“精简”下来的人，总会给人一种犯了错误或表现不好的感觉，当然就不愿意去见师友了。谁和谁也没有商量，却都加快了脚步，匆匆走过桥儿沟沟口。路上，有的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该怎么回答?说是战斗剧社的，我们已离开了；说是别的什么单位，谁也不知道将来被分配到哪里!”牛文说：“这好办，我们不说具体单位，只说番号。咱们的番号是‘被战丢’!”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笑着说：“就是被战斗剧社丢弃了的。”他的这个玩笑使大家哭笑不得，可后来竟然成了我们互相开玩笑的用词，并且给带队的每个人编了一个代号，临时带队的孙谦和李束为是“被战丢”一号和二号，我是临时党小组长，就成了三号。离开延安走了三天，到了绥德县城，第二天就是一九四三年元旦。虽然老乡不过阳历年，但我们总觉得是个节日，应当改善一下生活。当时这里的驻军是一二○师三五九旅，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去找了司令员王震同志。王震同志历来对文艺工作者很热情，他当即让后勤部给了我们一些白面和猪肉等副食品，我们过了一个丰富的节日。之后继续向晋西北行进。经过米脂县、佳县，到达了神府县彩林。1岁时的马烽。前排是他二姐，抱他的是大姐神府县是陕北神木县和府谷县的一部分村庄合成的一个县。彩林是紧靠黄河的一个大村庄，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晋西北的后方。我们找到了八路军兵站，兵站客房住满了来往的军人，于是就把我们安排到为首长们准备的两孔石窑里。窑洞粉刷的雪白，摆着几件未经油漆的桌椅，由于多时不住人，虽然生上了火，仍有点冷清。我们几人住的这一孔，除了火炕之外，地上还有一张钢丝床。据说贺老总来往去延安就是在这张钢丝床上过夜。同屋的人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优待“被战丢”的“首长”们，要我和孙谦睡钢丝床，他们则睡在炕上。以往只是在读小说时知道有这种床，实际上没见过，俩人都想试试新鲜，就挤在了这张床上。开头觉得很有意思，身子一动，床就上下晃悠，睡着睡着就觉得不是滋味了，因为我们下边只铺着两人的床单，一条条小弹簧硌的身体很不舒服，像睡在搓衣板上一样，而且床下冷气逼人。睡到半夜实在忍受不住了，只好抱着被子挤到炕上。第二天谈起我们睡钢丝床的体味，大家都大笑不止。早饭后，我们背起背包，直奔盘塘村黄河渡口。黄河是晋、陕两省从南到北的一条分界线。河水在峡谷中左冲右突奔流而下，翻滚着黄色的巨浪，发出震天的吼声。站在河岸上，我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是《黄河大合唱》中的主题歌。这部大合唱，早在一九四年我们就学会了，而且还多次演唱过，每逢演唱的时候，大家情绪都非常高涨。如今面对着滔滔黄河唱这支歌，心情更加无比激动，恨不得立刻奔赴杀敌的战场。正好这时船工们已把大木船拉到了岸边，渡河的人员、牲畜混杂地挤在了船上。在掌舵的老艄工指挥下，船开始向对岸划去。船到中流，船工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号子，在惊涛骇浪中奋力划桨。风声，水声，号子声混成了一支雄壮的乐曲。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渡船终于冲过急流险滩，安全靠岸了。《黄河大合唱》中的《船夫曲》，描绘的正是这一激动人心的情景。 一过黄河，就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辖区。这里正好是根据地首府兴县境内。到处显示出战争的气氛。沿途不时碰到抬着伤病员从前线回来的担架，往后方搬运电线、铁轨等战利品的民夫。路过的村庄，都有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在站岗放哨。村子里有的墙壁上留着累累弹痕，有的房屋被烧毁了，到处是破砖烂瓦，显然这是日寇“扫荡”时留下的罪行。 年为提高部队文艺工作者水平，“五战友”被调到延安部队艺术学校进修，由“鲁艺”的教师授课。那时马烽学的是美术，这是他在那时的习作。 近两年来，虽然身在延安学习，但也常常关心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从报纸上和前方回去人的口中，知道这里斗争比四年冬我们离开前更加艰苦，更加残酷。原因是逃窜到晋西南的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暗中与日寇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协议。这样一来，日寇就集中兵力对付抗日根据地。在边缘地区进行“蚕食”，步步为营修筑碉堡，实行“强化治安”；对根据地内地则进行轮番“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自然是奋起反击。民兵、游击队到处开展麻雀战、地雷战。而主力部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战机，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仅一九四二年春季反“扫荡”在田家会战斗中，我军凭着手榴弹和刺刀，苦战七天七夜，终于消灭了日寇村川大队八百余人。战争之残酷，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战斗了，大家都很激动，一路上连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了。 我们沿着横贯兴县境内的蔚汾河，走了大约三十多里，就到了石楞子村，这里是军区政治部驻地。我们把介绍信、档案材料交到了组织部，然后就住到招待所等待分配。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过了两天，首先是两位女同医院。接着是几位男同志也离开招待所走了。他们是战斗剧社去延安前从团里临时抽调来的，他们要求回原战斗部队去，组织上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剩下的这些人都是原决死二纵队吕梁剧社的，回原部队已不可能了，因为部队番号已撤消，人员早已分编到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如何分配我们这些人，组织部很作难。我们是文艺兵，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宣传部，但宣传部名额早已满了；一是剧社或宣传队，而我们正好是剧社“精简”下来的。打发到连队当战士，又觉得有点屈才。于是就决定把我们转到地方上分配适当工作。我们对这一决定倒都很情愿，虽然从此就要离开部队了，但那时候部队和地方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我们已懂得要想在文艺创作上有点作为，就要了解现实生活，我们都出生于农村，对农村并不陌生，说不定会找到更多可写的素材。于是我们带着档案材料和介绍信，欣然到了行署干部科所在地碧村。过了没几天，就有四个同志被分配到晋西北文联去了。他们先后都在剧社担任过分队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年纪比我们大几岁，学历也比我们高。李束为是“鲁艺”戏剧系的毕业生，孙谦是“鲁艺”部干班二队队长，后来又是“部艺”文学队队长；牛文和郭生则是“鲁艺”美术工厂的干部。那时候“鲁艺”在一般干部心目中是文艺界的殿堂，牌子比较硬，而剩下的我和西戎、胡正、苗风四个人，则在剧社是一般队员，在“部艺”是一般学员，这就不大好分配了。我们在行署招待所里等了两天也得不到一点分配的消息，于是就去干部科打问。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科长，他说部队在“精简”，地方上各单位也在“精简”，很难找到要人的单位。我们提出愿意到前方去参加武工队。他摇了摇头说：武工队都是从各单位挑选出来的人，不仅要有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有农村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而后两条确是我们最缺乏的。后来我们又提出：实在没地方可去，到农村当小学教员也行。他说当小学教员可以，但公派教员必须是师范学校毕业才有资格。我说：“那我们就先到师范学校去学习。”他生硬地说：“师范学校开春以后才招下一期学员。你们先回去等等吧。”我生气地说：“我们几个人的家都在敌占区，你要我们脱离革命去当亡国奴吗?”他见我们几个人脸色都不好看，于是换了一种口气说：“不是我不分配你们，而是各单位编制有限。这样吧，只要你们能找到要人的单位，我立刻就给你们开介绍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只好气呼呼，灰溜溜地回到招待所。年冬，马烽在晋绥边区根据地的黄河岸边。行署招待所在碧村斜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住的是村边一孔破旧窑洞，每天除了到伙房吃两顿小米饭之外，每晚可以领到五钱点灯的蓖麻籽油，五斤烧火的炭。窑洞的门窗都关不严，冷得要命，五斤炭只能留到临睡时候生一炉火。白天我们就到山上去搂柴草。但沿黄河这一带都是荒山秃岭，只能搂到一些庄禾叶子、干沙蒿。从干部科回来，四个人围着火堆生闷气，发牢骚。我们都是高小学生，参加革命五年了，又都在延安学习过近两年，临离开延安的时候，本以为回到前方去，一定会受到欢迎，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没想到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连一个接收单位都找不到!干部科长要我们自己找接收单位，我们连行署下属有些什么单位都闹不清楚，让我们到哪里去找?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坏透了，除了围着火堆发牢骚，就是盖上被子生闷气。后来大家商定了一条：反正决不离开革命队伍回老家，没地方去就在招待所“泡”，他总不能把我们赶走吧!有天，苗风(“文革”后曾任《新疆日报》总编辑，已病故)搂柴回来，带来一个消息：他在路上碰到了原吕梁剧社社长施林杉(就是后来的电影剧作家，已病故)，林杉听到我们的情况很关心。他听说我们大都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于是就让苗风把我们带着的剪报送给他。过了两天，施林杉亲自来找我们，他说我们的那些作品，他送给文联主席亚马看了。亚马要我和西戎、胡正即刻到文联去报到。苗风因年纪小，又是学音乐的，就留到他领导的晋西北艺校继续学习。我们心中的愁云、苦恼、满腹牢骚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晋西北文联住在西坪村，也在兴县这条大川里。文联主席亚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住下后，随即就给我们传达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只是从教员们口中听到一星半点《讲话》的内容，这回则是从头至尾学习。那时候《讲话》还没有印成文本，亚马是依据笔记给我们传达的。其实他并没有参加过那次座谈会，他是从别人的笔记本上抄来的。虽然是记录稿，但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基本精神相同，他不仅组织文联的同志认真学习过《讲话》，而更重要的是落实到了行动上。当时文联机关只留下少数几个行政人员，其余的业务干部都编入文艺工作队，分派到各县去深入生活。先我们来的孙谦等四人，也都分头到临县、河曲、保德等县参加实际工作去了。亚马要我们三个人来，也是要我们去文艺工作队，到生活的海洋中去学游泳。当时各单位都在“精简”，文联为什么可以吸收这么些人员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中有个缘故。晋西北是个十分偏僻的土石山区，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新政权建立后，这才有了一些剧社、宣传队活跃于文艺舞台，可是创作力量十分薄弱。倒也有几位知名的作家、诗人来过这里，如沙汀、柯仲平等，但他们都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任务就走了。在学了《讲话》之后，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同志认为：要想繁荣本地区的文艺创作，必须下大力气培养土生土长的人才。水平不高不怕，“只要有了苗苗，就不愁结穗穗。”按照毛主席“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教导，于是就把爱好文艺创作并有一点表现的年轻人，组织到文艺工作队，打发到下边去参加实际工作，积累生活，锻炼自己，为将来创作做准备。我们这些被“精简”下来无处可去的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被吸收到文联来的。我们在西坪只住了三天，除学习《讲话》外，亚马还给我们讲了一些注意事项：下去以后要像普通农村干部一样，认真做具体工作，不能有任何特殊；未经批准不得回文联机关来；不要了解到一点材料就急于写，至少一年内不要搞创作，但可以给报纸写点通讯报道。之后就分派胡正去静乐，西戎到保德，担任区抗联文化部长(以前下去的同志也都是担任这一职务)，分派我到晋西北总工会驻河西办事处担任文化干事。当时的文联同时又是抗联(晋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文化部，故而有权委任这样的职务。我们三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竟然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机遇，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心情自然十分愉快，匆匆告别，就背起背包各奔前程了。年，“文艺战线上的五战友”在晋绥边区根据地的合影。从左依次为胡正、孙谦、李束为、西戎、马烽。为工人们唱赞歌晋西北总工会驻河西办事处住在彩林，就是我们从延安回来时，我和孙谦睡过钢丝床的那个村子。村里住有部队和地方的好几个后方机关。工会办事处是个最小的单位。主任、副主任、干事、公务员总共只有四个人。我来以后，他们没有说什么客套话，而是开玩笑说：“这下咱们可算凑成巴掌大的一个机关了!”我来的第二天，正好是春节。家家门口贴上了红对联，院里街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战争时期不准放鞭炮，但也颇有一点过大年的气氛。各机关放假三天，改善生活。工会办事处人员太少，没有另起伙食，而是随行署后方留守处吃饭。每顿都是由公务员打回来吃。他们几位都喜欢喝二两，可那时行署禁止蒸酒，为的是节约粮食。白酒根本买不到，于是就从老乡家里买稠酒喝。据说陕北农民每逢过大年，差不多的人家都要用软黄米酿制稠酒，像稀粥一样，香甜可口。度数不高，但喝多了一样醉人。放假期间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我们除了吃饭喝酒就是打扑克闲聊天。在闲聊中，我对他们几位的情况，以及工作范围才多少有了一点了解。年马烽与《晋绥大众报》部分同仁合影工会河西办事处，活动范围是散居在黄河西岸的十多个公营工厂，其中有属于部队的，也有属于地方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帮助各工厂工会健全组织开展工作。办事处主任赵华清，原是太原兵工厂工人；副主任郎觉民，原是同蒲铁路火车司机。他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中年人，都是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领一些工友参加了新成立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改为工卫旅)，与日寇进行武装斗争。干事刘寿之，年龄比我大几岁，他原是同蒲铁路火车司炉，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工卫队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工人出身的工会干部，而我则纯粹是个外行，不要说做工会工作，我连任何工厂的大门也没有进去过。本来在亚马分派我们的时候，我也很想到农村去，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好容易有了个落脚点，也就不好再挑三拣四了。在聊天中，我才知道文联所以派人来，是工会向亚马提出来的，希望能派一名文艺人才，帮助工厂开展文娱活动，写一写工人们为抗日拼命生产的情景。看来他们对我抱有很大希望，我不能不感到诚惶诚恐。我当即把自己的经历、水平以及担心都讲了，但他们以为我是讲客套话。他们只是说：“不熟悉工厂，不了解工人，这好办。只要多下去走走就成，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再见是好朋友。” 过了春节不几天，我就随着老郎去工厂活动。他大概是想让我先了解一下总的情况，故没有在一处蹲点，而是一个厂子一个厂子走马观花。什么纺织、被服、化工、造纸、印刷、军火等工厂都走到了。军火厂设在黄河岸边佳县勃牛沟。除了铸造手榴弹、地雷，修配损坏了的步枪、轻机枪之外，还可制造枪榴弹。厂里有几部车床，都安装在一个大山洞里。动力是一部蒸气锅炉。据说这部锅炉是从交城横尖镇被日寇烧毁了的旧火柴厂拆卸下来，动员了百十号民工翻山越岭抬运来的。全厂有近二百名职工，是晋绥最大的一座工厂。最小的化工厂只有二三十名职工，主要是用大铁锅、木模型熬制肥皂。其他工厂倒也有一些机械设备，不过都没有动力，主要靠人力脚踏手摇。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算不上工厂，只算是一些半洋半土的小作坊。不过生产的却是当时根据地生活、战斗急需的物资。那些机器，据说大都是太原沦陷前夕，工人武装自卫队带出来的。大部分工人也是从部队中抽调来的，其中不少人抗战前就是有一技之长的老工人，另外一些是地方上的能工巧匠。他们到工厂来，并不是为了赚钱，同样也是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和部队、机关一样，生活也是供给制，只是每月可领到一点额外的津贴而已。 老郎对这些工厂都很熟悉，他是位没有架子的领导人，不仅和工厂负责人、工会干部谈得来，和普通工人也是一见如故。他在了解工会工作情况、帮助出主意想办法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和工人们闲聊天、开玩笑。工人们都把他当老大哥一样看待，什么话也敢在他面前说，什么情况也愿意向他反映。我跟着他跑了这么多工厂，他没有召开过一次大会，发表过一次演说，而是在不拘形式的情况下就把工作做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他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大约过了一个月，老郎回河东总工会开会去了，我就只好单个活动。好在已经知道了这些工厂的“门牌号数”。那时候各工厂都在忙于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就帮助他们办墙报，写标语，有时也教唱歌，参加工人们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事后我写了一篇稿子寄给了《抗战日报》。过了不久，报上登出来了，不是单独发的，而是纳入一条综合报道中采用的。本来我的稿子有一千多字，登出来的只有三十二个字。不过总算见报了，这对我也算是一点鼓舞。那时候我不知道新闻报道应当如何写，没有听人讲过，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于是只好从报纸上学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除了《晋西大众报》(这是一份通俗小报，每周出刊一次)，也可看到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我就从这些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学习写新闻报道。琢磨每条地方新闻的重点，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写法以及如何开头和结尾等等。慢慢也就掌握了一些规律。那时我经常给这些报纸写稿，采用率也就逐步多起来了。一些工厂的领导和工人们，每逢看到报纸上登出关于他们生产生活的报道都很高兴，我当然也很欣慰。 开始我只是在各工厂转游。后来就到洪涛印刷厂去蹲点。当时根据地有两个印刷厂，另一个叫吕梁印刷厂，是印刷报纸、书籍的铅印厂。洪涛印刷厂则是专门给晋西北农民银行印刷钞票的工厂，有四部厂印机，有七八十名职工。工厂纪律比较严格。门口挂着“工厂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日夜都有人把守。印钞票是件细致活儿，一点也不能马虎，不论哪道工序，只要发现不合格的产品，都得登记在册，如数上缴。工人们对纸张特别爱护，尽量减少损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纸张来之不易。那时根据地虽然有座造纸厂，但只能用土法生产印书印报的麻纸、马莲纸。而印钞票的这些纸则是由贸易公司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来的，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就连制版、印刷用的一些辅料，也是要从敌占区购买。我来的时候正是辅料短缺，面临停产的危险。大家都急如星火，工人们就想方设法找代用品。经过夜以继日的试验，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生产能够继续下去。对此我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就叫《几种代用品的创造》，发表在了《解放日报》上。 离开洪涛印刷厂之后，我转到了纺织二厂。这个厂在陕北佳县境内，河对面是山西临县，临县是晋西北唯一产棉花的县，是纺织厂的原料供应地。纺二厂有七八十个职工，有十来架铁木织机。虽然也是手工操作，但比农村妇女使用的那种手抛梭土织机要先进多了。不仅快捷，而且织的是宽面布。当时，根据地部队制做军衣的布料，主要是靠纺一厂、纺二厂这两个厂子供应。地方干部的服装，则是用从农村收购来的土布解决。 纺二厂厂长乔峰山(“文革”前任山西省水利厅长，已故)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除了领导生产，很重视职工们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他也喜好文艺，特意给厂里置办了几件乐器，每逢假日，就组织工人们清唱。唱山西梆子，唱地方小调，他自己也能唱几段北路梆子，嗓子虽然不太好，但唱得很有韵味。在乔厂长的带动下，这个厂的文娱生活相当活跃。可是老乔对此并不满足，他说：“唱的都是一些老调旧词，没有一点新意。工人们唱的也有点腻烦了。”他要求我教唱一些新歌曲，我义不容辞。于是每天晚上，就一句一句教工人们唱我熟悉的几首革命歌曲。没多久，也就唱得像回事了。有天，老乔到附近镇子上赶集，买回一本延安出版的新秧歌剧本《兄妹开荒》，他要我给工人们排练。我告诉他说我虽然在文艺团体混了几年，可不会演戏，更没有当过导演。他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反正你总比我们经见的多。再说咱们只是为了自我娱乐，演好演坏有甚关系?”听他这么说，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以前在报纸上，曾看到过延安演出《兄妹开荒》的报道，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但我并没有看过演出。这戏究竟该怎么导?怎么表演?心里没有一点底。好在剧本后面附有曲谱，我只好看着剧本慢慢琢磨。全剧只有男、女两个角色。男演员很快就找到了，女演员却成了问题。厂里倒是有不少女工，可她们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村女孩子，不要说演戏，见了生人说话脸都红。左说服右动员也没有一个敢点头的。没有女演员戏就排不成。后来老乔就动员他爱人林涛(“文革”前任太原南城区监察院监察长，已病故)担任这一角色。林涛虽然是有文化的女干部，可同样也没有演过戏，同样是推三推四不愿干。老乔和我再三劝说，她才勉强应承下来。于是每晚上会拉二胡的人们就练曲谱，我领着两位演员学唱词。好在曲调比较简单，唱词也不算多，很快就都学会了。然后就是合在一起排练。扭秧歌，走场子，根据剧情做表演。林涛有意开我的玩笑，每每要我做示范。我在剧社偶尔充当群众演员时，上了台腿肚子都哆嗦，现在竟然当导演，还要为女演员做示范，自己都觉得可笑，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装模做样。可胳膊腿扭动得很不待劲，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多亏那位男演员替我解围。他在村里闹过秧歌，算是扭秧歌的内行了。自然而然他就成了实际的导演。经过十来个晚上的排练，终于在中秋节夜晚演出了。锣鼓一敲，村里男女老少都涌来了，工厂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只好转移到打谷场上进行。这个新秧歌剧，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附近几个工厂也派人来学习这一节目。可以说晋西北上演《兄妹开荒》，纺二厂是第一家。 在纺二厂期间，我除了组织工人们开展文娱活动之外，也常找工人们聊天，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先后给报纸写了两条新闻报道。还写了一篇人物通讯，题目叫《织布能手赵雷》，发表在《抗战日报》上。在延安时，自从发表了那篇不足三千字的小说之后，我曾幻想将来要当作家。这个时期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之后，又引起了当新闻记者的兴趣。当时各工厂正在开展“张秋凤运动”，我觉得应当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于是就离开纺二厂，去了附近几个工厂。 张秋凤，名字像个女同志，实际上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是铸造厂的翻砂工，技术非常熟练。他铸造的地雷、手榴弹，粉碎性大，杀伤力强，是根据地军民打击日寇的重要武器。他知道自己身负的重任，每天都是早起晚睡拼命干活儿。有一次，由于一个辅助工偶然的失误，铁水烫伤了他的一只脚，医院治疗，他坚决不去，每天都是拄着双拐在浇铸现场指导。他是全厂公认的模范工人。我曾经访问过他，本打算写篇文章，因为当时《抗战日报》上已经有记者写了，我就没有动笔。如今在开展“张秋凤运动”中，我了解到一些工厂的工人都是以实际行动向张秋凤学习，以优质高产为抗日战争做贡献。当时正值前方在进行秋季反“扫荡”战争。仗打得非常激烈，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夺取胜利，有的自动加班加点，有的带病工作。情绪相当高涨，我也深受感动。当即写了一篇题为《张秋凤运动的高潮》的通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而这次反“扫荡”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是在贺龙司令员亲自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在甄家庄一带，聚歼日伪军近千人的辉煌战果。工人们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都为这一胜利做出过贡献，因而都有一种自豪感。自然而然把“学习张秋凤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年秋末冬初，我接到《解放日报》编辑部的一封来信，要我写几篇“张秋凤运动”中的人物特写。第一次收到编辑部的直接约稿信，我非常兴奋。正打算进行采访时，忽然收到了总工会的通知，要我立刻回机关去参加“整风”学习班，这事只好搁下来了。 整风学习班设在彩林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抗联所属的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的干部都集中来了。只是没有文联的人。除了工会河西办事处的几个人外，其他人一个都不认识。学习班的纪律很严，不论职位高低，都是十几个挤住一孔窑洞，不准外出，不准互相聊天。开头是学文件，随后就发展成了坦白运动。大会号召，小会动员，要大家向组织坦白交待自己的出身、经历、政治问题。不论过去有什么隐瞒，不论罪恶大小，只要坦白交待，一律从宽处理。起初只是各自讲述，接着就发展成了“抢救运动”，也就是众人劝说，追问，逼供。重点是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或是从敌占区、国统区来的人。要他们交待和国民党、日伪的关系，气氛十分紧张。有的人今天还是劝人坦白的积极分子，第二天就变成被“抢救”的对象了。真有点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我的两位顶头上司——赵华清、郎觉民也被“抢救”了(当然不久就被平反了。全国解放后，赵华清担任了山西省物资供应局局长；郎觉民担任了北京铁路局局长)。我年纪轻，个人经历简单，既没有被当成“抢救对象”，也不是积极分子。拿“文化大革命”时的话来说，是“逍遥派”。可心里并不平静，我不相信敌人能在革命队伍中安插这么多特务；我担心万一“抢救”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办呢，可心里的这些怀疑、恐惧不能和任何人说，只能闷在肚里。 有天，抗联主任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吓坏了，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窑洞。他开门见山告我说：行署正在筹备召开劳模会，向各单位要人参加筹备工作，抗联决定派你去。听他这么一说，我悬在嗓子眼儿里的一颗心，才算跌回到肚里。 参加筹备劳模会 劳模会筹备处设在盘塘。村子紧靠黄河西岸。河东岸是山西兴县峪口镇。这是相对的两个渡口，是当时晋西北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延安派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员，大都要经过这里，反之也一样。两村都有一些大木船，每天来往摆渡。盘塘村子虽然不大，但人来人往显得很热闹。 筹备处的负责人是行署财政处长白如冰(“文革”后曾任山东省委书记)。我在洪涛印刷厂蹲点时，有次他去厂里视察，曾在一起吃过饭，算是有一面之识。筹备处下设后勤、接待、会务等几个小组。我报到以后，被分派到会务组，负责整理各县报来的劳模材料。材料都是油印好的，一式十几份。有的写得很详细，有的写得比较简单。但都不便改动，只能把那些明显的错别字改正过来。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参加这次劳模会的人有男、有女，有青年、也有老头，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产业工人和农村匠人。他们都是为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读完这些材料之后，白如冰同志要我去三位劳模家乡走一趟。他们是兴县的温象拴，宁武县的张初元，临县的张秋林。任务很简单，主要和他们本人核对几个数字，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反映。接受了任务，第二天我就背起背包到了温象拴家乡温家寨。 年冬天在兴县高家村编《晋绥大众报》是，左为马烽，右为李希孟温家寨大约有五六十户人家，村子紧贴一条黄土山梁。温象拴家住在村当中两孔土窑洞里。没有院墙的院子里堆满了柴禾，有几只鸡在柴禾中啄食。窑门口挂着不少留作种子的大玉茭棒子，大谷穗，还有一串红红的辣椒。这是个山区典型的农家小院。温象拴年纪四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个勤劳憨厚的老实农民。因为我看过他的材料，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有一种见到熟人的感觉。他留我就在他家吃饭，我也就没有客气。恰巧这天是他小儿子过生日，做的是油糕、粉汤。这算是农家最好的饭了。我们刚坐到炕上，正要动筷子，忽听远处有人可着嗓子大喊大叫：“狼来了!快打狼!”温象拴立刻跳到地上，从门后拖了张铁锹就冲出去了。我也慌忙跑到院里。这时才看到村对面山坡上有一大群羊。从山峁上扑下来四五只狼，冲入了羊群。羊群立刻被冲散了，放羊的边叫喊，边拿着放羊铲在追打，两只护羊狗也狂吠着向狼攻击。村里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有的大声呐喊，有的敲锣，敲洗脸盆。而温象拴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则是拿着农具向对面坡上奔跑。我忽然发现山峁上有一只狼，像石狮子一样一动不动蹲在那里。它猛然间嚎叫了两声，冲到羊群里的那些狼，像听到撤退的命令一样，立刻放弃可能到口的食物，向山峁上跑去。那只蹲着的狼，一直等到所有的同类隐没到峁后，它才慢悠悠地走了。 以往我曾听到过不少有关狼的传说，这次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狼。而且目睹了它们有组织的进攻和撤退。这次幸亏人多势众，赶救及时，羊群总算没有受到损失。据温象拴告诉我说，这群羊分属于村里各家各户，是合伙雇人放牧的，其中也有他家的几只。我们边吃饭，边闲聊。我顺便问了他几个数字：这两年的粮食产量，缴公粮的数目。他说的和材料上的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些零头。他给我看了缴公粮的收据。 我本来打算晚上找些农民谈谈对温象拴的看法，恰好这天下午来了一个农村调查组，其中有一位还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据说此人叫吴亮平，是从延安来的，专门了解、研究农村问题。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农民开调查会。我也参加了。他们主要是了解减租减息前后农民的收入和负担，以及近年来大生产的情况。说到大生产，不少人都举温象拴作例证。从发言中可以听得出来，大家都把温象拴当做学习的楷模。我没有花多少功夫就把任务完成了。看样子调查组要在温家寨住一阵子，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奔赴宁武县去找张初元。 从兴县去宁武要经过岢岚县。我急匆匆走了两天才到了宁武境内。宁武是汾河的发源地。县城及沿汾河的几个集镇都是敌人的据点。张初元的村子新堡是接敌区，我人生地不熟，不好贸然而去。几经周折才在一个山村里找到抗日县政府。同时也就找到了县抗联。那时县抗联实际上就是中共县委会。他们告我说，县武委会正要开民兵工作会议，张初元很快就会来。我知道张初元不仅是县里的劳动模范，也是县里的模范民兵。这样的会议，他当然要出 席。果然第二天傍晚他来了。 张初元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个子不大，身体很壮实。戴着一顶旧毡帽，穿着一件光板老羊皮旧皮袄。白天穿在身上，夜里就当被子。当天我有意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一听说他是张初元，显得很热情。不仅把炕头烧得很热，而且还拿来一些山药蛋让我们烧着吃。看来张初元在这一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有关他劳动生产以及当民兵的事情，材料上都已经有了。这天晚上，我除了对证几个数字外，主要是让他谈个人的出身、经历。他小时候生活很苦，十来岁就给地主家当放羊娃，长大以后租种过地，下小煤窑掏过炭，一年劳动三百六十天，全家仍然填不饱肚子。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减租减息，日子才有了好转。年轻时候他打过野猪，枪法准，胆子大，当民兵以后，自然而然就成了负责人。开始他们只是站岗放哨，有了情况就发动群众转移，后来又开展了地雷战，变被动为主动。迫使敌伪轻易不敢来骚扰，终于使群众能安心生产了。 张初元看样子是个粗粗笨笨的庄稼汉子，讲话却很有水平，而且语言幽默、风趣、有滋有味。我边听边往小本子上记录。直到把一灯盏油熬完，这才躺下来睡觉。 第二天，开会的人还没有到齐，我又和他聊了一上午。我本来打算等他们开完会，相随他到新堡走一趟，但抗联的同志不同意。因为我毕竟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他们怕万一出点问题不好交待。我只好打消这个主意，当即动身去临县找张秋林。 从这里去临县，仍要经过岢岚、兴县。走到这两县交界处的烧炭山下，遇到了一场暴风雪，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晃得人眼都睁不开了，只好在山跟底一个村里住下来。那时，在根据地内行军走路，只要带着路条，身上装着粮票、菜金，随处可以住宿。老乡们也乐意接待，粮票不但可以顶公粮，还省下了肩挑驴驮往粮站缴粮的负担。菜金虽然不多，也总算有了点称盐打醋的零花钱。第二天，雪倒是停了，可积雪有尺把厚。荒山野岭上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路。我不便冒险乱撞，只好住在这里等待。一连等待了三天，这才看到有人赶着毛驴向山上爬行。我忙背起背包，跟着蹄痕脚印上了路。爬过上下十来里的烧炭山，就到了兴县界河口。算计了一下日子，离劳模会开幕式很近了，我怕去了临县到时候赶不回去，于是就自作主张直接回到了盘塘。向白如冰同志汇报后，他没有提出异议，要我赶快投入会议准备工作。 筹备处又从各单位抽调来一些人，都是为大会服务的。后勤组和接待组忙着在村前黄河滩里搭台子；在村中打谷场上泥灶火；杀猪宰羊，收拾打扫住处。劳模们的住处也是借用村子里老乡的窑洞，有的窑里有能烧火的热炕，有的只是个空窑洞，这就只好泥火炉，铺上干草打地铺；我们会务组，则是忙于写会标，写标语，画漫画，布置会场。这一任务，主要落在了侯凯(解放后任北京荣宝斋经理)和我的头上。侯凯是从晋西北艺校抽调来的美术干部，年龄与我相仿，工作相当热情。我们除了写写画画，还要领着几个女同志制作劳模们胸前配戴的大红花。时间紧，任务重。每天都要忙到半夜。会务组的同志看到我们很辛苦，特意买了一筐海红子，一筐海棠果慰劳我们。海红子有拇指头大，像红色的玛瑙；海棠果有核桃大小，呈土黄色。据说这是保德县的特产，是小贩们驴驮肩挑贩运来的。正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这些小果子像冰蛋一样硬，根本咬不动，只好泡在热水中使它溶解。可谁知这样一来表面上软了，里边还是坚硬。房东看到后忙端来一盆冷水，把果子泡在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只见每颗外边都结了一层冰壳，把冰壳敲掉，果子就软了。又甜又酸，非常好吃。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筹备工作刚刚就绪，各县的劳模就陆续报到了。小小的盘塘村，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村口搭起了一座柏叶牌楼，村街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喧天的锣鼓迎接各地来的这些英雄人物。真像过大年、娶媳妇一样热闹。我又一次见到了张初元和温象拴。同时也见到了临县的张秋林。这是个年轻媳妇，人样子长得满漂亮，也很大方。她是纺花织布的能手。在她带动下，许多妇女把织下的土布售给公家，这对解决机关职工的穿衣问题起了很大作用。我当即找她查对了几个数字，总算把以前布置的那项任务交待了。 劳模大会的会场就设在河滩里。新垒起的土台上搭着席棚，算是主席台。露天会场里生了几个大炉子。四周埋了一些门扇、木板，上边挂满了农、工、青、妇各抗日团体赠送的锦旗。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人们的情绪却很高，开幕式相当隆重。中共晋绥分局、军区、行署的首长们都出席讲了话。各人民团体致贺词，劳模们相继发言，汇报他们的成绩，讲述今后的打算。白天开大会，晚上开小组会，互相交流经验。另外还要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当时，新华社晋西北分社、《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军区《战斗报》都派记者驻会。他们除了报道会议消息外，也写人物专访。会务组指定我接待，安排他们的活动。我趁机也就跟着他们采访。这对我来说，倒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张秋凤、张初元、温象拴、张秋林等几位劳模都有记者写了。于是我就写了保德县一位能工巧匠的事迹。后来发表在了《抗战日报》上，可惜如今把题目都忘了。 会议紧紧张张开了一周。闭幕式达到了高潮。所有劳模都获得了“劳动英雄”奖状。另外还依据各人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了物质奖励。奖品有大黄牛、现金、纺车、锹、镢等小农具。张初元被评为特级劳模。除奖了一头大黄牛外，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还亲手奖给他一支步枪和一条子弹袋，授予了“劳武结合模范”称号，成为了抗日根据地劳动生产和对敌斗争的楷模。 文艺整风结硕果。 劳模大会结束后，大会工作人员各回各单位。正好这时候接到文联通知，要我直接回文联机关参加学习。我也就背起背包离开了盘塘。 当时文联住在河西贾家沟。文艺工作队分派到各县深入生活的同志都已集中回来了。好多人我都不认识，连队长卢梦也是第一次见面。孙谦、西戎、胡正、束为、牛文、郭生这些老战友，虽然分别还不到一年，但见到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我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可他们都显得有点惶惶不安，只是苦笑着点点头，连话都不敢说。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各机关都在进行“坦白运动”，纪律很严，谁敢不遵守呢? 贾家沟村子不算大，可住了好几个文艺团体，除文联外还有七月剧社、大众剧社、“鲁艺”晋西北分院，都在进行“坦白运动”。我回去的时候，疾风暴雨式的高潮已经过去了，转入了小组重点突破。 我在的这个小组里，重点突破对象竟然是李束为，这使我大为吃惊。李束为的出身、经历我清楚。他是山东东平县人，高小毕业以后，由亲友举荐到济南一个小铺里当学徒。不久，小铺赔塌了，他在回家的路上衣物、行李被骗子骗走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好遇到晋军在山东招兵，那时候阎锡山认为山东人打仗勇敢，又能吃苦，因而常去那里招兵。于是李束为就吃粮当兵来到了山西。当时正是红军东征时期，阎锡山怕红军进攻太原，忙于在城周围修筑工事。他和其他新兵一样，整天被逼着在太原城外挖战壕。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脱离旧军，参加了新成立的学生游击队，后来又编入了新军政卫队。我和他在一起相处五年多了，我弄不清他会有什么问题。在小组会上从积极分子的追问中，我才知道不是要他交待历史，而是要他“坦白”在延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而他矢口否认。他也知道自己成了重点，每天吃完早饭，早早就坐在炕角的行李上，把棉帽子护耳放下来，嘴里叼着支自制的小旱烟袋，抽着烟，等待开会劝他“坦白”。可是不管人们怎样劝说，他只有一句话：“我没啥可坦白的!”说完继续抽烟。再有人劝说，他一概不予回答。于是小组会就批判他的“顽固”态度，接着是学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毙后，治病救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当有人追问到他在延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时，他也只有一句话：“拿材料吧，拿出来枪毙!”说完，除了抽烟，连嘴也不张了。 当时，我对李束为的问题十分困惑。他是在抗日前线入党的，是有觉悟的党员，并且还担任过支部书记，他怎么会参加反动组织呢?说他没问题吧，可领导上为什么偏偏把他当做“重点”呢？小组里连着几天都是开他的会，他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两句话。开会开的大家都有点烦了。后来“坦白运动”告一段落，他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谁知在“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从公安局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个材料，就又作为审查他的重要问题之一。当时我们都被打倒了，一同受批判，一同挨斗争。后来又一同住了学习班。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和西戎、孙谦都获得了解放，分派到农村去插队，而李束为则留在学习班继续接受审查。他的那个“问题”，直到打倒“四人帮”再见到束为时，才知道他的“问题”是这么回事：延安“坦白运动”是康生直接领导的，推行的是“逼、供、信”一套“左”的办法，不少人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鲁艺戏剧系李束为的一个同学被逼“坦白”了，并供出李束为是他发展的“国特”。全国解放后这个同学改了名字，不知分配到了哪里。学习班的军宣队费了很多的精力，终于找到了这人，原来他在“坦白”后的第二年就平反了。这样李束为的“问题”才算画了句号。我也才闹清了“坦白运动”时把他作为“重点”的原因。 “坦白运动”告一段落后，住在贾家沟的文艺团体，进行了一次大整编。一古脑都编入了七月剧社。剧社分为三个队。一队是七月剧社的原班人马；二队是“鲁艺”晋西北分院和大众剧社合并成的；三队就是文联我们这一伙人。春节过后，整个剧社开赴黄河东岸兴县境内，住在了高家村。从此才真正开始了“整顿三风”的学习。 “整顿三风”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是要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中央规定了一些学习文件。诸如：《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等。这些文件我们只是一般阅读，重点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们仅只是听过口头传达，如今有了正式文本，学习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们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逐段进行讨论，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参加革命以后才从事文艺工作的，受资产阶级各种文艺思潮影响甚少；再加上这些年在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深感毛主席的《讲话》句句是真理。诸如：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及怎样为的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等等问题。我们不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而且决心身体力行。可以说，这次对《讲话》深入细致的学习对我后来在文艺战线上的稳步前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一直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巨大成就，但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 这期间，我们除了学习，每天还要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生产。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有一定的生产任务。我们边在高家村山上开荒种地，边学习纺线。以往看到农村妇女们哼着民歌纺着线，悠然自得的神情，觉得颇有点诗情画意。如今自己动起手来，才知道这营生也并不好干。两只手总是配合不好，抽出来的线不是太粗就是太细，要不就是断头。急得人一头一头出汗，可就是纺不均匀。我们当中纺线最好的是西戎。他是晋南人，他妈他姐都会纺线织布。大概他从小就学会了。在保德下乡当区文化部长的时候，还兼任过区里的纺织指导员。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纺车复活的时代》。这样，西戎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的教员，大家都开玩笑称他为西教官。开荒、纺线虽然很累，但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劳动之余，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更多的是结合《讲话》精神，谈论各自下乡的体会，谈论各自创作的欲望和打算。 春耕插种结束以后，剧社转入了正常的业务活动，一队原是演山西梆子传统戏的，如今觉得有些剧目不宜再上演了，于是就赶排由亚马、周文、王修同志新编的历史剧《千古恨》，这是描写秦桧陷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内容正好和国民党陷害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相吻合；赶排的另一个剧目是《血泪仇》。这是移植延安民众剧团马健翎同志编创的现代戏。原来是秦腔，移植过来后就改成了山西梆子。这两个戏的上演，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那时候，二队也希望能排练新节目，可惜没有现成的剧本。于是三队队长卢梦就组织孙谦、西戎和常功几个对写剧本有兴趣的同志，集体创作了一部反映减租的大型歌剧，剧名叫《王德锁减租》，他们边写，边排，边修改，很快搬上舞台，一炮就打响了。这就更加鼓起了人们从事创作的兴趣。正好这时，晋西北各领导机关为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联合发起了名为“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这在晋西北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无论部队还是地方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我们三队的人也大都卷入了这一创作热潮中。有的人在创作剧本，有的人在写小说，有的人在忙着创作年画。我那时也是跃跃欲试。一心想写小说，可写什么呢?虽然在工厂里待了将近一年，但基本上是走马观花，虽然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可脑子里没有工人的具体形象，也编不成个什么故事。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写张初元为好。他是根据地“劳武结合”的典范，他的事迹也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宁武县政府住地和他长谈过两次，做了详细记录。劳模大会期间又和他交谈过几次。当时我就打算给报社写篇访问记，因为报社记者写了，我就没动笔。由于报纸篇幅的限制，记者写的那篇文章比较简略，可以说只有骨头没有肉。我现在完全可以放开手去写。即使写出来不能入选，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主意一定，我就把笔记、宁武县报送劳模会的材料、报纸上有关张初元的文章，详细看了几遍，写了个提纲就开始动手写。 那时候，我们都是五六个人挤住在老乡的旧窑洞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大家都忙于搞创作，有的是集体写剧本，要在一起研究讨论，其他人就只好各讨方便到外边去写。好在剧社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些条件：每人发了一块小木板，可以架在腿上当桌子用，另外还用油印机印了一些稿纸，纸张虽然是粗糙的马莲纸，但用钢笔还是可以写的。我们在山上开的荒地都已播种了，纺线的任务也减轻了。这就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每天都是到村外山坡上去写，开头写得很不顺利，冥思苦想，遣词造句，费了好大劲写了两三千字，从头一看，觉得疙疙瘩瘩很不带劲，还不如我和张初元谈话时的记录顺畅。我觉得与其费气败力编写，倒不如老老实实按照他本人的出身经历，用群众语言实录为好。于是就推翻重来。这次写得比较顺利，十多天功夫就写完了，总共写了有一万五千多字，题名为《张初元的故事》，送给卢梦同志看后，他认为不错，提了一些意见，我做了修改，抄清以后就交上去了。 “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委员会规格很高：主任、副主任是党、政、军首长；评委都是当时根据地文化界的负责人，有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长周文，他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有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修，还有文联主任亚马等人，他们都亲自审阅稿件，观看剧本的彩排。经过认真的评选，终于在当年“九一八”那天，把获奖作品的名单在《抗战日报》上公布了。这次入选的戏剧类作品多，歌剧、话剧、戏曲、秧歌剧共有十二部；歌曲和美术作品也不少，散文类作品不多，包括小说、故事、报告文学总共只有五部。所有各种门类的作品，内容都是直接反映当时根据地军民战斗、生产事迹的。在公布获奖作品名单的同时，报上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对这次文艺创作的大丰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久，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家冯牧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对这次征文获奖作品备加赞扬。文中说：“这些作品不仅是晋西北根据地文艺运动的重大收获，而且也是整个敌后根据地文艺运动的极可珍贵的收获。” 我写的那篇《张初元的故事》，这次也成为了获奖作品，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篇作品所以能够获奖，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明白，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是题材本身恰合时宜；其二是文字通俗易懂，符合当时倡导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正因为如此，过了没多久，我就被调到《晋西大众报》社去了。 踏入新闻战线《晋西大众报》社，驻在黄河西岸神木县杨家沟。这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山村，可以说是当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中心。中共晋绥分局的喉舌《抗战日报》、延安新华通讯社晋西北分社、新华书店发行科都住在这里。根据地唯一能够用铅字印刷书、报的吕梁印刷厂也在这里。我在工会河西办事处时，曾跟着老郎来过该厂。“坦白运动”中也曾来该村参加过两次大会，故而对这里的情况还多少知道一点。《晋西大众报》是一份四开通俗小报，每周出刊一期。主要读者对象是工人、农民以及文化不高的基层干部。编辑部总共只有七八个人。这是报纸的编辑部，同时又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七七七”文艺征文获奖的那些作品，就是由该社出版的。我写的《张初元的故事》单行本，也是由这里出版的。这个有两块牌子的单位，实际上就只有这么一个编辑部，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纸张、印刷完全依靠吕梁印刷厂负责处理；报纸、书籍的发行，完全依靠新华书店发行科承担；日常生活供应，则是依靠《抗战日报》社总务科解决。每日两餐都是在总务科大伙房打饭。晚上点灯的油，冷天生火的炭，出差要带的粮票、菜金，也是向总务科领取。好在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们可以根据编制人数向上级机关报销。编辑部只是专心搞业务，这倒也省去了庞杂的后勤人员。社长王修年近五十，是个脾气耿直的山东人，对工作十分负责，对大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大，在新闻战线上资格也最老。他是一九四年《晋西大众报》的创始人，也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创始人。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十二月政变”前，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机关报《五日时事》也是他单人独马一手创办的。那虽然是一份油印小报，但在读者中的威望很高。除了内容真实正确外，编排刻印都很讲究，字体刻印的非常工整，标题也很吸引人。有时还出套色版，这就更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当时，我和郭生就从这份报纸上学过一些美术字标题和时事漫画。我能调到这样的单位来工作，心里当然很高兴。不过自知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职业，必须兢兢业业从头学起。一开始，王修同志就分配我协助路克军同志搞通联，也就是收发登记来稿、退稿，发稿费；同时跟着张友同志学编排画版样。张友和我同庚，文化程度也不高，也是抗战前的小学生。他是报社的老人手。《晋西大众报》一创刊，他就来了。如今已成了一名熟练的编辑。我为了尽快熟悉这一业务，除了跟他学习外，还把以前出版的报纸翻阅了一遍，认真进行了对比研究。正好我过去学过美术，编排过墙报，很快也就摸清了其中的规律，能够独立操作了。过了没多久，王修同志就让我也参与审阅、修改，编写稿件的工作。当编辑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特别是当通俗报纸的编辑。要想把稿件处理好更不容易。由于报纸篇幅有限，读者对象文化程度不高，一般是限在两千常用字内做文章。遇到非用不可的生僻字眼，就以同音字注明，而且文章必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因而不少稿件都要进行删改。特别是国内外电讯、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文件，都得摘要重新编写。既不能伤筋动骨，违背原意，又要简明扼要，生动有趣。这确是一件很不容易搞好的工作。每逢我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总是把原件阅读几遍，自觉弄懂弄通了，才动手摘编，编好之后，首先送给几位老编辑如：吉吉吉、张友、邵挺军等同志阅读。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送交王修同志最后审定。遇到重要稿件，他就把我叫到他住的窑洞里，字斟句酌地帮助修改。有时候他就亲自动手重新编写。每次我都是拿他修改和重写过的稿件，对照着看几遍，从中也获得不少教益。编辑部除了编报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编书。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是晋西北唯一的出版社。中小学课本、政治读物都是以这个社的名义出的。不过这些书都是行署教育科、分局宣传部编写的，并不经过我们编辑部的手。我们主要是负责审阅一些文艺作品，特别是一些供应农村的读物，大都要自己动手来编写。我调来不久，编辑部就开始筹备编一九四五年的《农家历》。这可以说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除了阴、阳日历外，还包括了农业谚语、婚姻问答、卫生常识、应用文、度量衡，以及红白喜事新对联等等。这就需要搜罗大量资料，然后进行筛选，有些还需要组织人编写。我们又要编书，又要编报，工作量很大，深感人力不足。恰好这时又从七月剧社第三队调来两个同志，一个是西戎，另一个是李束为。从此，他们也转入了新闻战线，我们就又在一起生活、工作了。他们对调到这里来也很满意，很快对这一业务就熟悉了。在新闻部门工作，最大的好处是消息灵通。从来稿中就可以了解到各地、县工农业生产，接敌区反维持，挤敌据点，民兵大摆地雷阵等等情况；从交换来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动态；从电讯稿中，可以早早知道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果。那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只要看到苏军收复了哪个城镇，都无比兴奋。我们几个人对世界地理不熟悉，经常去同院的晋西北图书馆查阅世界地图。这个图书馆名称很大，实际上是个最小的单位，只有一个管理人员，有两窑洞藏书。除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新书外，大都是从各地搜罗来的旧书。其中也有一些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比较多的是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书，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业余时间的精神食粮。又一次参加劳模会这年十二月初，根据地召开第四次劳模大会，向各机关抽调临时工作人员。王修同志就把我和西戎、束为三个人都派到会上去了。除了为大会服务，另外还有一项任务：这就是以记者身份，给报纸采访新闻报导。因为编辑部人员少，编辑、记者没有明确的分工，历来是在家当编辑，出外就是记者。王修同志派我们去，大约也是想让我们熟悉一下记者的业务。能有这样的机会采访各地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当然求之不得。更可喜的是这次劳模会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除了工农业战线上的劳模外，还有部队上的战斗英雄、民兵英雄、支前模范、拥军模范以及机关的模范工作者、学习模范等。因而定名为“群英会”。群英会的会址设在离杨家沟约十来里远的王家庄。当天下午，我们就背起背包，拿上介绍信，赶去报了到。当即被分派到大会文秘组。文秘组的工作是：开会做记录，写简报，编会刊。这正好和我们自身的任务结合起来。文秘组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从文化单位临时抽调来的。《抗战日报》、军区《战斗报》都派了编辑、记者来，七月剧社第三队来的是孙谦、胡正。这样我们五个老战友又不期而遇了，自然都很高兴。当时各地劳模已经陆续报到，我们立即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次群英会，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比上次有所提高，每天都有一顿白面馒头、肉烩菜。可见根据地生产有了很大进展。后勤组的人还在村边上修了一座会堂，那是用席子、帆布临时搭成的。四周是干打垒土墙，里边生了几盘火，地上挖了许多烟道，上边泥着石板，铺着席子。几百人坐在上边开会，和坐在家里热炕头上一样。这座临时会堂虽然外观上很粗糙，但比上次在黄河滩大风地里开会要舒服多了。参加会的人都十分满意。开幕式相当隆重，党、政、军首长都来讲了话。大会发言都很精彩，特别是战斗英雄、民兵英雄、模范武工队员们讲述各自对敌斗争的事迹，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们除了参加大会做记录外，也分头参加小组会，听取英模们交流生产、战斗的经验。另外还要利用饭前饭后的空余时间进行个别采访。夜晚则是在麻油灯下编写简报，编写会刊，给各自的报纸写新闻报导。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但大家情绪都很高，都在抓紧时间汇集材料，生怕耽误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在这次会上，我又见到了张初元、张秋凤、温象拴、张秋林等一些老英模。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在生产战线上又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不能不令人高兴。另外我还结识了不少新的英模人物。不仅听了他们的发言，看了他们的书面材料，而且还采访了其中十几位民兵英雄，如段兴玉、崔三娃、路玉小、邢四娃等同志，另外还访问了一些模范武工队员和领导人。武工队是农村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是由部队和地方中挑选出来的一些骨干分子组成的。主要岗位在接敌区的广大农村。集中起来能战斗，分散开来就做群众工作。忠实执行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通过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反维持，建立抗日政权。发展壮大民兵组织，开展地雷战、麻雀战，保卫家乡。然后逐步向前推进，从四面八方围困敌据点，割电线，填水井，断交通，以至动员敌据点的群众大搬家，实际上就是用土得掉渣的一些办法，和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进行斗争。领导围困忻县蒲阁寨据点的特级英模刘庆笃同志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们就是用这些办法终于把盘踞在碉堡里的敌人挤走了，使根据地日益扩大。这些看起来极其平凡的人，个个都干出了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模范!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深受感动。这次群英会，前后开了将近一个月。除了大会发言，小组交流生产和对敌斗争经验外，还用了不少时间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当时正好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这就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这个讲话给予了人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大家都觉得经过学习，心更明了，眼更亮了，抗战胜利的决心也更大了。大会接近尾声时，恰好迎来了一九四五年元旦。这个元旦过得十分热闹。大会举行了团拜仪式，民兵们在村外山沟里表演了铁雷、石雷、磁雷的埋法和用法，“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把人们带到了对敌斗争的前沿，更加鼓舞了人们对敌斗争的勇气。接着，大家又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扭起了秧歌，连本村的群众也卷进来了。在街道上，打谷场上，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节日的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大会期间，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举行一次文艺晚会。由七月剧社一队、二队、战斗剧社和各地方剧团轮流献演。演出的剧目，大都是“七七七”文艺征文获奖作品。诸如：《王德锁减租》；胡正、张朋明、常功创作的《大家办合作》，内容写的是农民集资办供销合作社；战斗剧社创作的《甄家庄战斗》，这是描写在反“扫荡”中，贺龙司令员亲自指挥歼灭日伪千余人的事迹；还有六分区创作的《新屯堡》，这是描写民兵又生产又战斗的故事。这些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了英模们的热烈欢迎。这可以说是晋西北戏剧创作的一次大检阅。过了元旦，大会继续进行。英模们都抢着制订各自的生产计划和对敌斗争的目标。决心要在新的一年里大显身手。为打败日寇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大会举行闭幕式时，临时会堂的土墙上贴满了英模们的决心书、挑战书，更增加了会场上的热烈气氛。所有劳模都获得了奖状和物质奖赏。我也得到了一份。我是大会工作人员，同时又是报社选出来的学习模范。我获得的奖赏是：一本毛主席著作，一本大笔记本。都是红布面精装本，封面上烫着金字。这是吕梁印刷厂为大会特制的。这两件珍贵的奖品，对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在这次群英会上，我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纪念品，这就是我们五个老战友合拍了一张照片。那时，根据地没有照相馆，平常要想拍张照片很不容易。这次闭幕式前夕，大会通过关系从敌占区临时组织来两位照相师，为的是给会议拍照。我们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商妥趁此机会拍一张合照留作纪念。私人拍照当然要自己掏腰包，好在我们身上还有点稿费，照相师也答应了。本来约好是第二天清晨拍摄，可当照相师把照相机在院子里架好后，才发现孙谦没有来。正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照相师冷得又呵手，又跺脚。他们没有照明设备，不能在室内拍摄，只能在院里借助自然光。他们一再催促我们快点照，可左等右等孙谦没来。到处叫喊也没有答应。最后是在伙房里发现他正蒙头大睡。后来才知道他那天熬夜写简报，黎明时候跑到伙房来找开水喝，喝着喝着就倒在炊事员铺上睡着了。我把他叫醒，一说要照相，他拍着脑袋说：“喏，我把这事给忘了!”他睡眼惺忪地站起来就往外跑，我要他洗把脸，他说：“算了，我这丑人，再洗也是这德性!”我们匆匆来到照相机前，终于拍了照。两天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六寸的合照。就是这张照片，曾引起我们对往事的不少回忆，也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麻烦。六十年代初，新华社山西分社摄影记者王文西约我拍几张工作照，想看看我的旧照片，我就把这张五人合照给他了。他问那四个人是谁?我一一作了介绍。他听说四十年代抗日时期文艺战线上的五个战友，到了六十年代仍然在文艺战线上，而且是在山西省文联同一个机关工作，立时来了兴趣。他觉得可以拍成一组摄影报导。于是就给我们五个人按原来的位置拍了一张合照，另外又分别给每个人拍了工作照。后来这些照片由新华社摄影部发了通稿，标题是“文艺战线上的五战友”，国内有好几家报刊登载了。这倒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欢乐。“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被打倒了。不仅打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定成了“五人反党小集团”，罪证就是前后这两张照片。为此挨了不少批斗。直到“文革”后期住学习班的时候，造反派们仍然纠缠不休。幸好支左的解放军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这么两张照片，不能作为反党集团的证据。这个罪名才算不了了之了。到了九十年代，具体说是一九九二年。省里为我们五个人举行创作五十周年纪念会，编印纪念集，这张照片一下又变成宝贵的资料了。《吕梁英雄传》连载经过群英会闭幕后，我们回到杨家沟。这时才知道报社人事有了变动。社长王修已经调走，据说是随中央一批干部调赴东北开展工作去了。他走后，社长一职由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长周文同志兼任。我们虽然不认识周文，但对这个名字并不生疏，早就知道他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坛的一位重要成员。以前在延安学习的时候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烟苗季》和一些中、短篇小说，还读过由他改写的苏联名著《铁流》、《毁灭》的通俗本。由这样一位老作家兼任社长，我们当然十分高兴。另外还调来一位主编，名字叫樊希骞。因身体不好不宜在前方奔波，就调到工作比较安定的报社来了。抗战前他就在太原从事文化工作，文字功力很强，他是晋西北临县人，对本地区生活、语言都很熟悉，对办通俗报纸颇有兴趣，调到《晋西大众报》来，可以说是适得其所。这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同志，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年金秋，山西省兴县高家村果园合影。左起依次为牛文、马烽、李束为、苏光、西戎、力群、胡正、李少言周文同志虽然是社长，可他主要工作任务是在晋绥分局宣传部。当时晋绥分局住在兴县北坡村，距杨家沟约三十余里，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河。为了工作方便，于是就决定把编辑部搬到北坡村。那时候搬家很简单，各人背起自己的背包，所有的办公用品、稿件、参考资料等装了两木箱，由总务科派了一头骡子驮上，当天就搬去了。借住在老乡家的两孔旧石窑里，正好和周文同志是同院。生活供应转到分局总务处，党的关系转到宣传部。从此，《晋西大众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就在北坡村安家落户了。 生活问题安排就绪后，周文同志随即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共同研究报纸的业务问题。办报的方针基本不变，只是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宣传的需要，决定由周刊改为五日刊。把原来每期两版增加为四个版面。另外又新设了一些栏目。重点是要尽可能多刊登一些通俗文艺作品，诸如小说、民间故事、小秧歌剧、快板、鼓词等等。因为农村夜校、俱乐部急需要这样的材料。当时根据地没有这样的刊物，《晋西大众报》理所当然应承担这一任务。当研究到如何报导群英会涌现出来的那些英雄人物时，我和西戎提了一点我们的初步设想。 在群英会上，西戎也采访了不少民兵英雄。我们曾私下交换过如何报导的问题。觉得每个人的事迹，都可写成一篇人物特写，可能写得很生动。但他们的出身、经历，成长过程，斗争方式大同小异。一位英雄一篇，很容易使读者感到雷同。另外报纸也没有这么多篇幅。如果把这些材料集中概括起来，写成连续故事，不仅可以避免这一缺陷，而且可能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民兵对敌斗争的全过程。我们谈了这一设想后，周文同志立即表示完全赞成。他说如果写成通俗小说在报纸上连载，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樊希骞同志说最好是写成章回体，每期登一回，每回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这样更适合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大家也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在了我和西戎的头上。 第二天，周文同志拿来一些有关民兵的党内文件，要我们首先了解党对民兵工作的各项指示。同时又写信介绍我们去武委会汇集更多的材料。武委会是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一个重要团体。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民兵参军参战，进行对敌斗争。当时住在兴县城里。武委会主任魏一清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一听说我们打算要写反映民兵生活的文艺作品，非常高兴，答应给予大力支持。除了一些全根据地民兵工作总的情况外，还给我们找了不少民兵对敌斗争的书面材料，并且一再说，以后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他们随时可以提供。 从兴县城回到北坡，我俩连明继夜把那些文件、材料认真阅读了几遍。然后就依据我们的采访笔记开始编写提纲。我俩虽然都写过一点作品，但从没有碰过这样大的题材，不知从何下手铺陈才好。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按照“挤敌人”的实际情况，从武工队组织暗民兵，发动群众反维持开始为好。两人花了十多天功夫，总算大体上写出了一份提纲。拟定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姓名、性格、相互关系等等，给每个人写了一份简历；又拟定了一些村名、地名以及地理位置等等，还画了一幅简要地形图。 周文同志看了这个提纲后，基本肯定，只是提了一些具体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众多的人物中，应该有一个愿意抗日的开明地主。这不仅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且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物。如根据地知名人士刘少白、牛友兰、孙良臣等，他们都是地主，不仅奉公守法，而且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我们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因而除了原提纲中写到的桦林霸这一恶霸地主外，又增加了一个人物，这就是开明地主白文魁。 我们把提纲修改了一遍，先拟出了前几段的回目，然后就分头动笔起草出了初稿。俩人将初稿交换阅读后，统一做了修改。当即送交樊希骞和周文同志审阅，他们认为可用。于是就开始在《晋西大众报》四版上辟出专栏刊载。标题为《民兵英雄传》。我们接着写下边的回目。 那时候，反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非常之少。因而这部长篇连载刚一冒头，就受到了读者的热情欢迎。同时引起了文教部门领导的重视。文联主任亚马、副主任卢梦、行署教育处长杜心源、《抗战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等同志，都给予了热情鼓励。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同志除了鼓励外，还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条意见：他认为标题与内容不相适应，有点文不对题。《民兵英雄传》这个题目既泛又窄。说泛，是因为晋西北的民兵涵盖不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斗争；说窄，是因为“反蚕食”、“挤敌人”斗争，不是单纯靠民兵能承担得了的，而是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我们感到他的意见很好。经过一番斟酌，全书的题目就改成了《吕梁英雄传》。晋西北地处吕梁山脉，这题目既可点出地理环境，又可包罗“挤敌人”的方方面面。从此以后，报上《民兵英雄传》的标题就改成了《吕梁英雄传》。读者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倒是有不少新订户来信要求购买前几期刊登《民兵英雄传》的旧报，显然是为了从头读起。可惜每期留存有限，无法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也有不少读者来信要求赶快出书。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编报，只能陆陆续续挤时间写这个连载小说。为了把这份报纸编好，我们经常要外出到群众当中去，除了采访新闻，就是把准备采用的稿件读给当地群众听。一方面是查对事实；另方面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再进行加工修改。尽量使不识字的农民能听懂，听得有兴趣。我和西戎同样负有这样的任务。有时候西戎出差了，我就在家挤时间写连载小说，反过来也一样。虽然有一份详细提纲，还有人物表和地形图做依据，但两个人执笔，有时也出一点小纰漏。我记得曾闹过这样一个笑话：西戎前边写的一回里，有个老大娘被日寇炸死了。而我后边写的另一回里，这个老大娘又提上鸡蛋劳军去了。刊登出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这问题。后来有不少读者来信指出这一纰漏，经我们核对果然如此。其中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位不识字农民的口述，由小学老师笔录的，他是在农村读报组听了以后发现的。信中说：“前些日子报上说她被日本鬼子炸死了，今日报上又说她还活得好好的，她是吃甚灵丹妙药啦?”我们看完信，忍不住苦笑了。自知是自己粗心造成的，可这事不便在报上更正，只好留到后来出书时做了修改。另外还有一些接敌区的读者，来信向我们提供“挤敌人”的讯息。诸如：他们那里在用什么办法围困据点；某某民兵的模范事迹值得写一写等等。虽然这些信很简略，不可能作为创作素材，但这种关怀和支持，使我们深为感动。 《晋西大众报》自从改版以后，发行量逐月上升。虽然说不能全是因为连载《吕梁英雄传》促成的，但这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据行署教育处的同志说，许多小学校都订了这份报纸。他们订《晋西大众报》，目的就是要看《吕梁英雄传》。看来这部连载小说已变成了小学生的课外读物。原来报纸每期只印四五千份，很快就增加了一倍。那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管辖二十多个县，其中只有五六个完整县，其余的县城都是日寇盘踞着，抗日政府只能在一部分农村中行使职权。在这么一片不大的地区，一份通俗小报能发行到近万份，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对编辑部所有同志都是一个最大的鼓舞。 报纸改版以后，编辑部的工作量自然也就加大了。首先是来稿逐月增加。各地通讯员的稿件，即使不能采用，也要提出意见退还作者。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逐步提高通讯员的写作水平，具体做起来，当然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另外是，编辑部搬到了北坡，而印刷厂仍然在黄河西的杨家沟，每期至少要提前三天发稿才能按期出版。好在可以依靠分局通讯班传递稿件，他们每天都有通讯员跑杨家沟。第一天把稿件和版样捎去，第二天就可捎回清样来，经主编审阅签字后，第三天再捎去开印。有时遇到版面要做大调整，或是要更换某篇文稿，这就只能派一名编辑去处理。这事大都落在了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头上。 从北坡到印刷厂驻地杨家沟，来回约七十多里。我们都是一清早起身，以急行军速度赶路。只要过黄河不耽搁，办完事当天晚上就可返回来。有次我和西戎俩去工厂改换完版面，临离开杨家沟的时候，已经是半下午了。半路上遇到了一群狼，可把我俩吓坏了。我们正在山路上急匆匆地赶路，忽然看到不远处一群狼迎面奔来。这是一条窄沟，往前跑正好和狼撞上；往后跑很快就会被狼追上。无处藏，无处躲。我俩赤手空拳，狼要是扑过来，无法招架。万般无奈，只好紧贴着崖头站在那里。那群狼有五六只，互相追逐着，嚎叫着，愈来愈近，眼看大祸就要临头了。我俩吓得气都不敢出了，全身都在不住地抖动。也许那群狼只顾奔跑，没有发现我们，很快就从我们身旁奔过去，跑远了。我俩跌坐在地上，站也站不起来了，不住地大口喘气，不停地揩头上的冷汗。正在这时，来了一位背柴的老乡，看到我俩的狼狈相，笑着说：“那群狼把你们吓坏了吧?”我只好点了点头。他说：“如今是春天，狼们正忙着搞恋爱哩!”这我才知道狼并不是没有发现我们，而是忙于交配顾不上吃人了。我俩喘息了好大一阵，这才继续赶路。等回到编辑部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后来经过领导批准，我们再去印刷厂的时候，就从分局饲养班借一匹马，省下两条腿走路，也省了时间。那些马都是在战场上经过考验的。过黄河时，在艄工们的大声呐喊下，渡船在激流中无论如何颠簸，都是乖乖地站在船上纹丝不动，可一上岸就欢快地奔跑开了。我也就是那时候学会骑马的。 想方设法缴公粮我们和晋绥分局同住一个村里，总务处也就把我们当做分局的一个部门了。生活上享受同等待遇，义务劳动同样要出一份力量。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机关干部也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大生产运动，而且每个人都有缴公粮的任务。哪个人缴多少，采取的是自报公议的办法。一开春就订下来了。其他部门，早两年就开荒种地，已经有了一些基础。除了种地，有的人还给合作社纺线，有的人起早搭黑磨豆腐。而我们是初来乍到的单位，找不到生产门路。开荒种地吧，附近的荒地都已经开垦了，再远处又去不了；纺线吧，没有那么多空余时间；磨豆腐吧，没有那些设备。后来经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编印供农村扫盲用的《看图识字》课本。设计为三十二开本，木刻水印。每一面八幅画，八个字或单词。都是农民生活中的常用字，如：马、牛、羊、鸡、狗、猪，镰、斧、刀、锹、镢、锄，玉茭、高粱、谷子、小麦、莜麦、豆子等等。写字，画图都比较好办，难的是要刻成几十块木版。这事就落在了美术编辑赵力克同志头上了。 四十年代后期在晋绥根据地合影。左一马烽、左二西戎、左四胡正。赵力克是天主教徒，同时又衷心拥护共产党，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枕头下垫的既有圣经，又有毛主席著作。大家开玩笑说：“老赵把上帝和马克思都枕在头下了!”他年近五十，是编辑部年龄最大的老大哥。他不仅能画能刻，生活能力也很强。他一到北坡就找了几片瓦，泥了个能搬动的小火炉，常常用他的那个小铜锅给大家炒辣椒，热饭菜。有时那个小铜锅漏底了，他能用一截铜丝敲成铆钉补上。那时我们都有一点稿费，馋得不行了就买些鸡蛋回来，他会给每个人煎两个解馋，好吃极了。可惜稿费不多，不能经常有此享受。那时稿费是以小米计算，然后按时价折成农钞发给作者。每千字约二升小米，一条消息只有几合小米。本编辑部人员则是折半付给。数量虽然微不足道，但比机关一般干部，生活就显得活泛一些。 那些时日，老赵整天忙于画图画，刻书版，别人插不上手，只有我能给他帮点忙，因为我在延安学过木刻。第一块书版刻好后，试着印了两张，无论字还是图，都很清晰。于是就组织大家开印。我们采用的是中国民间麻纸水印法。老赵在家乡看过民间艺人印年画，他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技术指导。墨水是用松烟、水胶配成的，刷子等用具是自制的，裁纸刀则是从印刷厂借来的。又用木箱和木板搭了个印刷台。两人一组，轮流作业。连周文同志也参加到我们行列里来了，因为他也有缴公粮的任务。老赵和我继续刻版，别的人就负责印刷，折页。看半天稿子，再干一阵轻体力活儿，大家觉得精神更好了。 全部印完后，全体参加装订。内文是麻纸，封面是白报纸，上边还印有套色木刻图案，看起来满像回事。然后就委托新华书店销售。正像我们预想的那样，销路很好，不久就全部卖出去了。一算账，除了购买纸张、梨木板等开支外，算赚了一笔钱，折合成小米，仍然不够全编辑部缴公粮的数字。本来书店说再有一些也不愁卖，可是木板已经模糊不清了，再印必然质量下降。重新刻板吧，我们又不想再劳累这位老大哥了，此事只好作罢，可公粮数字完不成，谁心里也觉得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河边卵石滩里也开了几小块地，种了点辣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但数量少得可怜。靠它缴公粮，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正在这时，分局机关的几位同志搞起了一个纸烟作坊。他们都是晋南人，参加革命以前，在一家纸烟作坊干过。他们看到天旱，诚恐开荒的地歉收，完不成公粮任务，于是就开辟了这样一条门路，他们从农村合作社买来烟叶，自己泡制加工成烟丝，又通过贸易公司从敌占区购买来盘纸，利用机关干部业余时间卷纸烟。正好我们断了生产门路。于是就从他们那里领来一些烟丝、浆糊和裁成细条的纸，还领了两个卷烟用的小木匣就干开了。这事没多少技巧，只要细心就成。编辑部几个烟民对于这活儿很有兴趣，特别是西戎、李束为更是积极参与。他们从十几岁就学会抽烟了。这些年来，我见他们经常是嘴里叼着个自制的小烟袋，不住地抽旱烟。在最困难的年月，曾抽过榆树叶子。如今天天可以抽纸烟，当然高兴了。我们领来的这些原料都过了秤，但规定有损耗比例，只要细心点不洒泼，这个损耗也足够他们抽了。我从来不抽烟，以前他们在我跟前抽我还有点讨厌。如今每天总要和纸烟打两个钟头的交道，看到他们抽着纸烟，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未免有点眼热，忍不住就想试一支，反正也不要花钱，这叫做“抽了白抽，不抽白不抽”。开头试着抽，呛得直咳嗽。试来试去就离不开了。就是一九四五年这一年，我二十三岁时学会了抽烟，而且起步较高，不是旱烟叶子，而是经过加工的纸烟。到如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整天起来咳嗽、气喘。据医生说是支气管炎、肺气肿，劝我立即戒烟。但多年积习难改，我只好采取逐步退却的改良主义办法，从过去的一天一盒到半盒，从半盒又退到一天五支。以前是抽普通纸烟，后来就改成了绞股兰制的一种药烟。据说是有治疗咳嗽哮喘的作用。我倒不完全相信广告的这种说法。不过总比普通烟毒性少点。实在难耐的时候抽上半支，心理上多少有点安慰。一个人长年坚持一种好的习惯很难；要改掉一种坏的嗜好就更难了。 每逢我犯病时候，不由得就想起我初开始抽烟时的情景。真算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这一年，由于卷烟收入做补充，全编辑部的公粮任务总算完成了。其他各部门或多或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虽然没有达到“丰衣足食”的程度，但机关生活确有了大的改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也就很满意了。 甄别工作一九四五年，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工作最忙的一年。除了看稿子，编报，写连载小说，参加生产之外，还要负责党内的一些任务。我是编辑部党小组长，同时也是宣传部党支部委员。平时要组织政治学习，收党费，听取党员们的思想汇报。这年夏天又接受了一件新的任务，这就是参加“甄别”工作。一九四三年冬天的整风学习，后来在康生主持下发展成了急风暴雨式的“抢救运动”。在“逼、供、信”的方式下，有些同志被“抢救”成了国民党特务，或是怀疑对象。运动告一段落后，这些问题就被挂起来了。这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很快，经常传来的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苏联卫国战争已取得彻底胜利。第二战场频频告捷。接着传来的是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另一个法西斯头子——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被游击队捕获后处死……晋西北的形势也很好，日寇已经顾不上“扫荡”了，周围一些敌据点不断被拔除，根据地日渐在扩大，农民生产情绪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干部调动频繁，部队忙于练兵习武，整装待发。看样子，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已经到来。一旦形势发展以后，许多干部都要开赴新区工作，总不能让那些被“抢救”过的同志，背着历史包袱干革命吧!所谓“甄别”，就是要给这些同志做出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了。编辑部被“抢救”过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李束为，另外两个是邵挺军和吉吉。支部把他们的档案材料从组织部借来，几个支委集中在宣传部办公室，认真阅读了一遍。发现李束为虽然被“抢救”过，可他的档案里既没有他的坦白交待，也没有提出什么怀疑材料。没有任何需要“甄别”的问题，当然也就用不着做什么组织结论了。邵挺军同志被“抢救”的材料中，需要“甄别”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说他隐瞒家庭成份。有份揭发材料怀疑他父亲是上海先施公司主任，是大资本家，而他在干部登记表中填的是自由职业者；二是他这个上海资本家子弟，为什么跑到山西来?而且还在阎锡山二战区黄河出版社干过，这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几个支委都没去过上海。我虽然看过《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以及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可仍然闹不清先施公司是干什么的。后来经过向出身上海的一些同志了解，并和邵挺军同志本人交谈，这才弄清先施公司是上海一家大商业资本家开办的大商场。金银珠宝，日用百货，什么都卖。职工就有上百人。邵挺军父亲的职业是中医。给先施公司的职员看过病倒是可能的，但他并不是该公司的职员。他在干部登记表上填写的自由职业者，没错；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甄别”。从抗战初期山西的形势就能看清问题。抗战前夕，山西成立了一个以薄一波为首的抗日救亡团体，名称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名义上属山西阎锡山管辖，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在全国影响很大。抗战爆发后，各地不少进步青年，包括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海外华侨，陆陆续续奔赴山西参加抗战。邵挺军同志就是在这种爱国热情鼓舞下来到山西的。至于说到二战区黄河出版社，那是牺盟会领导下的一个文化机构。“晋西事变”以后，一些人跑到了延安，另一些人就跑来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邵挺军先是跑到延安，后又来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一些和邵挺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证明，支部给他做了政治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吉吉同志的个人经历比较复杂一些。他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曾在一些学校、机关、小报社当过雇员，抗战爆发后就到山西参加了抗日工作。“抢救运动”后调到《晋西大众报》当编辑。他不爱多说多道，整天起来就是闷着头看稿子，改稿子。他文字功力比较强，也很细心。我们改出来的稿件都送给他看，他是来者不拒，而且认真负责地阅读。不要说错别字，连一些不妥的标点都要给改正过来。主编樊希骞同志身体不好，医院。他实际上就成了没有名义的主编。他年纪约四十岁左右，已经结婚了，爱人苏平在妇联工作，住在北坡附近的另一个村。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星期日的观念，也无所谓星期日，而他有。每星期六下午，他就开始剪胡子了。他没有剃胡子刀，只有一把很小的剪子。他剪胡子从不照镜子，只是一手摸着胡子茬，一手拿着小剪子剪。边剪胡子，边看稿子，什么也误不下，只是在需要修改稿子的时候，放下剪子拿起笔改一改。完了，继续剪胡子。他剪胡子真有点功夫，既不剪破一点皮肉，也留不下一根胡子茬。剪完之后下额光光溜溜。傍晚时候，他提起挎包，向大家笑一笑就会爱人去了。第二天傍晚准时回来，我们曾开玩笑编了一句歇后语：吉吉剪胡子——明天星期日。吉吉吉同志在“抢救”中挂起来的问题主要是一本笔记本。这本笔记本里没有汉字，也不是英文、俄文。从头到尾都是一些谁也不认识的勾勾道道，圈圈点点。他说这是速记，别人说这是特务暗号；他说记的都是首长们的公开讲话，别人说这是搜集的军事情报。很显然，要把他的问题“甄别”清楚，必要闹清这个笔记本究竟是什么?我们从组织部了解到，晋西北党校有一位会速记的干部，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个笔记本去找到了这位同志。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说看起来像速记，可按照他学过的速记符号来读，连句子也读不通，根本弄不清这写的是什么。连会速记的同志都看不懂，这就给我们出了难题。既不能肯定这是速记，也无法否认这是特务暗号。这个问题闹不清，当然也就没法做结论了。思来想去，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向吉吉吉学速记，我学会不就能看懂了。当我提出跟他学速记的要求后，他说：“你要有兴趣，当然可以。”我问他：“我的名字用速记怎么写?”他随手在稿纸上划了一条斜道，连着又划了半个括号，看起来像个杓子。马烽两字正写总共是二十一画。速记只有两道道。他说速记主要就是用简单的符号记音。有些太长的专用名词如：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可以自己编发省略号。他告我说，速记有好几种，他在北平时学的是亚伟速记。接着就解开当枕头的小包袱，拿出一本破旧的油印教材来，封面上刻的是《亚伟速记讲义》。他要我先看一遍，以后抽时间讲。既然速记有好几种，我想党校那位同志学的是不是另一种速记法?第二天我就带着这份讲义又去找他。他看了讲义说他没有学过亚伟速记，他学的叫王怡速记法。这就难怪他不认识笔记本上的符号了。我把这些情况向支委们做了汇报。大家认为可以直接找吉〖HT5，6〗吉〖KG-*3〗〖HT5，6〗吉同志谈，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吉吉同志看到他的那个笔记本后，苦笑了一声说：“这个本子给我带来不少痛苦，也给组织带来不少麻烦。”他说这里边记的确实是领导同志的讲话。那时候开大会，领导讲话都没有讲稿，最多是有个简单的提纲，听的人只好自己笔记。因为他会速记，就速记下来了。他要我们随便挑出几篇来念了念。其中有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在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有宣传部长张稼夫同志的时事报告等等。这几次大会，我们几个支委都参加过，因而一听就明白了。这显然不是什么特务暗号，更不是什么军事情报。当支部向他们宣布了组织结论之后，他们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在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最艰苦的年代也没有动摇过。由于政策上出了一点偏差，运动中有一些过火行为，使他们精神上受到伤害，背了个政治包袱。这事搁到谁头上，心里也不好过。如今总算水落石出了!谁在革命队伍中，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即使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但在某种情况下，也难免被误解。好在组织上发现错了，能够自我纠正。他们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既能理解，也能谅解。这是值得庆幸的。从此以后，吉吉仍然是那样沉着冷静地埋头工作，平常也有说有笑了。邵挺军本来就是个快活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和谁都能合得来，相处的时候更加幽默风趣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好消息不断传来：苏联对日宣战，蒙古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继续在各地进行反攻，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过了不几天，传来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消息是从分局机要科电台传来的。机关干部们激动万分，奔走相告，很快全村老乡们也都知道了。消息传出正是晚上睡觉时候，一些劳累了一天已进入梦乡的农民，都爬起来了，街头巷尾到处是欢乐的人群，人们见了面都是说着同样的话：“日本鬼子投降了!”“今后再也不要反‘扫荡’‘坚壁清野’了!”有的人在门口燃起了火堆，有的人打起了锣鼓，敲起了铜洗脸盆。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经过了八年浴血抗战，熬过了多少艰苦的岁月。如今总算抗战胜利了，谁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我们编辑部，同样是沉浸在欢乐中，大家把里外两孔窑里所有的麻油灯都点着了。赵力克把他保存的半截洋蜡也点上了。那是他有时晚上刻小木刻画才舍得用的。里里外外一片通明，个个都是满脸笑容。大家以水代酒，互致祝贺。接着就唱起了抗日歌曲，只要有人起个头，大家就跟着唱起来了，一首接一首地唱。似乎是回忆八年的艰苦历程。住在隔壁的周文同志也来了。他还拿来了京胡，自拉自唱了两段京剧。虽然有点四川腔，但也唱得有滋有味。在欢庆之后，大家都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要把编好的下一期稿件重新调整一下。日寇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必须放在头条位置，还要配合一些有关的文章。于是我们连夜编写稿件。正好第二天收到了新华社发的通稿。除日寇投降的消息外，还有朱总司令的命令，以及评论文章。我们很快改写出来，编成了一期专号。抗日战争胜利了，可形势并不容人乐观。国民党蒋介石口头上答应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更加独裁专政。表面上进行和谈，暗里则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一直蛰居在晋西南养精蓄锐。这时匆匆调兵遣将抢夺胜利果实。他早就和日寇暗中有所勾结，因而很快的占领了太原、大同、临汾等大中城市。公开收编日伪军，形成了阎、日、伪合流的反共势力，向八路军解放了的城镇进攻。解放区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奋起自卫反击。从此也就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日寇投降后，我们编辑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把路克军同志调走了。抗战前他是同蒲铁路机务段工人，前方需要这样的人才，调他走是理所当然的。他走后，组织上给调来一位年轻同志王纯宇，接手了他留下的一摊工作。报纸照常出版，只是根据新的情况，内容有所调整。着重报导老区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方；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奸反霸斗争。另外就是揭露国民党、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罪行。除了编报，当然也编书。这时候，主要是为农村冬学编写“扫盲”课本。这样的课本，不只是“扫盲”，同时也是进行政治教育的材料。以往，根据地都是趁冬季农闲开展冬学运动。今年也不例外，由于形势变了，冬学课本的内容自然也要重新编写。日本投降了，可打日本的《吕梁英雄传》还没有写完。我和西戎除编报外，仍然是挤时间写这部连载小说。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我外出采访时，他在家写；他外出采访时，我在家写。以前天气暖和，我们都是拿块小木板垫着稿纸，坐在山坡的树阴下，或是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把小木板架在膝盖上写。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写着心里也痛快。这时候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只能猫在家里，大伙围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写。互相干扰，思绪常被打断。而且整天坐在那里和纸笔打交道，精神也有点萎靡不振了。机关里没有乒乓球、双杠等运动器械，实在累得不行了，只好跑到院里去伸伸胳膊，踢踢腿。有次，吉吉吉去总务处领灯油，偶然发现库房里扔着两双溜冰鞋。据说是前几年民兵打伏击缴获的战利品，因为机关里没人会使用，就扔在那里了。吉吉吉是东北人，从小就会溜冰，于是他就借了回来，教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学溜冰。村边的蔚汾河就成了我们练习溜冰的场地。这一来，引得村里一些婆姨娃娃们也围来看热闹。这是两双简易冰鞋。冰刀是镶在小铁架子上的。不管你穿着什么样的鞋，只要紧紧绑在脚上就行了。开头，谁到了冰上也要摔跤。一摔跤就会引起一片哄笑。摔来摔去，慢慢也就能在冰上滑动了。从此以后，溜冰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课程。每天看稿、写稿累了，就跑到河滩里去溜一会儿冰。溜冰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有时月夜也去溜冰，倒也别有一番兴味。很快就要过大年了。报纸为了给农民们提供文娱材料，这时又发动大家编春联，编快板，编小秧歌剧。这是日寇投降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上级领导机关对此也很重视，号召各机关团体临时组织秧歌队闹红火，举行团拜，与民同乐。晋绥分局机关大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同志，找不出演文艺节目的人来。最后这事就落在了我们编辑部头上。正好西戎写了个小秧歌剧，剧名叫《铁圪旦参军》，内容正合时宜。而且是个快板剧，不用唱，也用不着乐器，于是就决定排这个节目。李束为自报奋勇当导演。他分配张友当爹，邵挺军扮妈，我扮儿子，西戎扮媳妇。西戎说什么也不干，可大家非要他干不可。因为他是我们中间最漂亮的小伙子。他要我扮媳妇，有人说那样一出场就把观众吓跑了。争闹，说笑了半天，最后西戎终于点了头。腊月三十晚上，从伙房领回了白面、肉馅，我们边包饺子，边对台词。包完饺子，接着就在窑里地下扭着秧歌进行排练，因为第二天就要演出，只好连夜突击。我们念着快板排练，其余的人，有的提词，有的拍木板，有的敲梆子，有的则是跑到老乡家去借来一些服装、道具。整个编辑部里忙忙碌碌，嘻嘻哈哈，一直闹到鸡叫头遍才躺到炕上睡了一会儿。第二天大年初一上午，在锣鼓声中，机关全体干部和村里群众，一同集中在河滩里一片空地里举行团拜。末了就是我们演出。观众都是熟人，一看邵挺军、西戎装扮成老太婆、小媳妇，忍不住都笑了。戏一开始就是在笑声中进行的。一家四口人，四种腔调：西戎是蒲县腔，我是孝义腔，张友是保德腔，邵挺军是上海腔。南腔北调根本不像一家人。有时忽然把词忘了，只好从口袋里掏出纸条来看着念，有时喉咙痒痒，也只好停下来咳嗽几声，才能继续说。每逢这时候，观众中必然爆发一阵笑声。临结束时候，张友把白棉花沾的两撇胡子摸掉了一撇，可他自己并不知道，仍然在一本正经地表演。这一来，观众中爆发出了更大的笑声，有的人笑出了眼泪，有的人笑得东倒西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组织科长崔光(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竟然笑得岔出了气，弯下腰直不起来了。演出刚结束，军区的秧歌队给晋绥分局领导拜年来了，接着来的是行署秧歌队，兴县县政府的秧歌队。他们扮演的大都是推车、旱船之类的民间传统节目。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稼夫看完这些节目之后说：“还是大众报的节目好!内容好，有新意，寓教于乐么，应该大力提倡。”他要我们代表晋绥分局，去这些单位回拜。我们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可觉得一个节目太单调，于是又赶着排了两个小节目：一个是由邵挺军写的《好媳妇》，是宣传开展纺织运动的。由他本人扮演婆婆，张友扮演媳妇，王纯宇扮演儿子；另一个是叫《瞎子算命》，是破除迷信的，剧本是由延安传过来的。机关里又从警卫排里抽了一些年轻人敲锣打鼓，陪着我们去回拜。我们先后去了蔡家崖军区司令部，石岭子军区政治部，赵家川口行政公署等单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而且都向我们要剧本，都打算排练新节目，准备元宵节演出。骑自行车下平川一九四六年春天，报社打算派一名记者去新解放区了解报纸发行情况，以及那里农民读者的要求。地点选在汾阳平川。我主动要求承担了这一任务。目的是想趁机回一趟家。自从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就有了回家看看我老母亲的念头。其实别的同志也一样，可就是无法实现。大部分人的家原先都是敌占区，很快又变成了国统区、阎锡山占领区，仍然是有家归不得。我这次能否如愿以偿，还得看看那里的具体情况。不过总算有了一点希望。为了节省时间，我从文联借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日本投降后，他们在晋中平川搞反奸反霸斗争时，领导上发给他们的。我已经有八年多没有摸过自行车了。开头骑总免不了有点摇摇摆摆，骑着骑着也就熟练了。从兴县经临县到离石县，是一条大官道。据说抗战前偶尔也走过汽车。建立根据地以后，为了阻止日寇机械化部队“扫荡”，早已把一些桥梁、涵洞破坏了。大部分路段可以骑车驰骋，有些地方只能推车步行。沿途的山坡上、平地里，到处是春耕的农民，他们看到自行车，都停下手中的营生，站在那里看新奇。特别是路经一些村镇里，总要引来一些小孩子围观，惊奇地叫喊，追着我奔跑。他们大约出生后还没有见过这玩艺儿。沿途经过一些曾经战斗、住宿过的地方，自然也就引起对往事的一些回忆。从兴县到离石，步行要走两三天，我骑着自行车，虽然中间不断要推着走，但也只用了一天时间。离石是夹在两山之间的一座土城，也是日寇魔爪伸进吕梁山脉的一大据点。城墙四周和两面山上，仍留有一些碉堡的残垣断壁。这座县城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一番战斗才解放了的。当晚，我在县委宣传部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赶路。六年前，我是黑夜随部队横跨过这条公路到晋西北的，如今则是大白天骑着自行车顺公路向东行驶，心里不由得浮起一丝快意。公路上，不断看到来往骑自行车的人。他们大都是跑单帮的买卖人，把本地产的红枣运出去，把外地的产品运回来。他们骑车的技术非常熟练，虽然后架上带着沉重的货物但骑的飞快，我很难赶上他们。从离石到汾阳，要翻一座名叫薛公岭的大山。上坡路，只能推着自行车慢慢爬行。一过分水岭，公路顺着山势盘旋而下。一面是深沟，一面是峭壁，看起来非常险要，和我同行的那些人，都跨上自行车滑行着驰走了。我骑的是一辆旧车子，没有前后闸，前后轮上也没有护圈。开始我不敢冒这个险，可看到后边来的自行车也飞走了，我忍不住也跨上了自行车，伸出右脚踩着前轮，控制着速度，向下滑行。倒也快捷省力。可半道上差点捅下大漏子：我右脚的鞋底被前轮摩擦的发烫，烫的脚掌十分难受，我想换一只脚，右脚刚刚离开前轮，自行车失去了控制，车子猛然向前冲去，眼看就要冲到沟下去了。我慌忙把车把向右一拧，前轮一下子撞在了山崖上，前轮立刻撞断，带着前叉滚下沟去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坐在那里喘歇了好大一阵，这才去找前轮。好在前轮没有滚到沟底，半路上被醋柳丛挂住了，因而没费多大劲就找了上来。自行车断成了两截，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野地方，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只好一手提上前轮，一手握住车架，把车梁挂在肩上，拖着后轮慢慢向山下挪动。份量倒不重，就是不好行走。走不多远就得停下来歇一歇。半路上碰到从山下推车上来的一个中年人，他见我这个狼狈相，忙说：“你这样不行!我告你个法子：找个木橛子，插在前叉和车把中间，就能凑合推了。推到山下王家池就有修自行车的。”这是个热心人，他边说边支起载重的车子，竟然帮我找了根拇指粗的树枝，随手又取出一把小刀削成个木橛子，帮我把前轮和车把固定在一起。我又解下后衣架捆行李的半条绳子，捆绑了一番，居然可以推上走了。我对他再三表示感谢。他说：“这有啥?常骑车走路的人，谁也难免遇上麻烦事!”我推着这辆破车，顺顺利利下了山。山根底的王家池村边上，果然有个修自行车的小摊，我喜出望外。可摊主看了看车子，摇摇头说他修不了。要我到前边杨家庄自行车铺去试试。我只好推着车子，顺沟继续前行。沟愈来愈宽，两边黄土崖上现出了片片核桃林。驰名中外的汾州核桃，这里是重要产地之一。公路很平坦，又是缓慢的下坡，正是骑自行车的好路子。后边来的自行车都飞一样地驰过去了，而我只能推着车子步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杨家。杨家庄是个大村子，以前是日寇的重要据点，现在是汾阳一个区公所的住地。街上确有一家修自行车铺。老板看了我的破车后说：最好是换个前叉。但他这里没有，倒是可以氧气焊接，如果再配上一副保险叉，骑上就没有问题了。问了问价钱倒也公道，三言两语就妥了。我肚子早已饿了，忙在旁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烧饼，边吃、边等他修车。顺便就和坐街的几个老头老太太闲聊天。谈到日寇统治时的悲惨遭遇，他们都大骂这条公路。说要不是阎锡山修了这条汽车路，日本鬼子也不会在这里扎老营。这条路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这时有个一直没有说话的老头，忽然插嘴说：“这条汽车路，其实是美国人修的。”我以为他是随口瞎说，当时没有在意。可过了几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发现他讲的并非空穴来风。一九八六年夏天，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介绍一位美国妇女来山西访问。她是抗日战争时期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当时我兼任省对外友协副会长，我接待了她，她要求去汾阳风景区峪道河看看，因为小时候曾随她父亲在那里住过，想故地重游。另外是如有可能，还想到汾离公路上走走，因为这条公路是她父亲参与设计的。她还带来了她父亲遗留下的日记和当时拍的一些地形地貌照片。我们满足了她的要求，派了一辆小车，由友协一位姓卫的女同志陪同她去访问。过了三天，她兴致勃勃地回来了。居然找到了她父亲照片上的那些地方。她说这是来山西最大的收获。回国后仍来信表示感谢。自行车很快就修好了。骑上试了试，成。总算解决了我旅途遇到的难题。从这里沿公路走二十里就是汾阳城了，那里由阎锡山的部队占据着。但也只是一座孤城，广大农村都在我们手中。汾阳县政府现住杏花村。去杏花村的道路我早已打听好了。出了杨家庄，我离开公路向北拐，爬上一道大坡，眼界忽然就开朗了。这里是吕梁山脉和晋中平川的交接处，平缓的黄土丘陵，连接着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川。这里没有公路，但村与村有大车路相连。骑自行车倒也方便。一口气骑到田村的时候，发现后带破了。这里离汾阳城只有十来里地。站在野外，可以看到灰色的城墙，可以见笔直的文峰塔。因为听说城附近有民兵放哨，我就大胆在这村补带。好在这辆旧车附有胶水、气筒这类的用具，只向老乡借了半盆水就开始工作。刚刚把内胎取出来，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很可能是城里的阎顽军出来了。我已成了骑虎难下之势。从枪响的声音判断，距离尚远，估计即使敌人到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于是我就大着胆子继续补带。借给脸盆的那位老大娘见我如此沉着、冷静，用赞美的口气说：“到底是八路军，胆子就是大!”其实我心里也在打小鼓，只是欲罢不能，硬着头皮在补带。她接着又说：“勾子军也是虚张声势，他们出城不敢远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把阎锡山的部队称作“勾子军”，当时也顾不得多问。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一九四○年，阎锡山和日寇暗里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共同反共的协议。日寇撤离孝义县城，由阎锡山的第十九军接管。与驻汾阳城的日冠和平共处。九字的手码是个勾，人们只要伸出食指弯曲一下，就知道是指什么队伍了。逐渐“勾子军”就成了所有阎锡山部队的代名词。车带终于补好了。按照老乡们的指点，我骑车穿过几个村庄，半下午就到了杏花村。一进村就闻到一阵阵扑鼻的酒香味，这里就是知名的汾酒、竹叶青酒的产地。我很快就找到了汾阳县委宣传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张的同志，后来我知道他叫张兴华。他看完介绍信，显得非常热情。他说他经常看我们的报纸，特别喜欢读《吕梁英雄传》。说到工作时，他说他愿意陪我到各村召开读者座谈会，听取意见。我老老实实告他说我首先想回一趟家，看看我的老母亲。我问他东大王村那一带的情况如何?他告我说那里是汾阳的边缘地区，离孝义、介休较近。那里的勾子军也难免出来抢粮。不过近来村里有了民兵组织，县大队也常在那一带活动。只要提高警惕，一般说还比较安全。第二天，虽然天空阴云密布，显出要下雨的样子，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骑车上路了。我急于想赶在雨前头回到家里。车子骑得飞快。这是多年来第一次骑车在广阔的晋中平川里驰骋，心情特别舒畅。可半路上还是着雨了。这时正好从一个村边路过，我慌忙到村边一家大门洞下避雨。大门洞下早已有几个避雨的农民，坐在农具上抽烟，聊天。我问他们这叫什么村?一个中年农民自豪地说：“这就是有名的唐兴庄嘛!”这个村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问他们为什么有名?还是那个中年农民说：“我们村出了一文一武两个人，你没听说过?文的叫王文达，在西山里当大官，武的叫蒋三儿，已经‘烈士’了!”王文达我认识。他是晋绥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蒋三儿这名字却是第一次听说。这时又有个农民说：“报上登的那《吕梁英雄传》，写的都是山里的民兵，其实咱们平川的民兵也不比他们差劲!”我随口问他们蒋三儿是怎样一个人?他们像数家珍一样就说开了。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自我欣赏。他们讲了好多蒋三儿和日寇、汉奸巧妙斗争的故事。听起来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家一日雨停了。天气还阴着。我急不可待地骑车上了路。乡村土路，下了点雨泥泞不堪。走不多久就得停下来，用棍子把沾在前后轮上的湿泥刮掉，才能继续行进。愈走进东大王村，我的心情愈加激动。我的老家原本是孝义县居义村。幼年因家庭生活困难，我守寡的母亲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搬到娘舅家村里寄住。为的是得到亲友们的照顾。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直到我参加抗日才离开。东大王村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离开这个第二故乡八年多了，家里情况如何?一点也不知道；我母亲是否还健在?也不清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过了护村堰。村西口那座白衣庵没有了，庙门前的几株大柏树也没有了。后来才知道是日寇修碉堡拆毁砍伐了。街上有两个纳鞋底的女人，看着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是谁，也就没打招呼，一直骑到我家那个小院子门口。房子还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只是更破旧了。在门口我一眼就看到了我母亲，她正坐在院里的台阶上拆一件旧棉袄。人老了，头发也花白了。可一见她老人家健在，我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当我把自行车搬进院里的时候，她望了一眼，问道：“你找谁?”我忙叫了一声“妈”，她一下子惊呆了。随后这才惊叫道：“老天爷，你回来了!”说着就用手抹眼泪。回到屋里她仍然不住地抹眼泪。屋里还是摆着我走时的那几件旧家具，只是更陈旧了，但仍然擦抹得一尘不染。她边忙着生火做午饭，边不住地说话，说我高了，瘦了，黑了。我问起了我妹妹。她说已经出嫁了。我又问起了我二姐，她哭着说前几年病故了。我的舅父也病故了。我听了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回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首先来到我家的是左邻右舍，也就是我妈远房近房的亲属。我不是叫舅舅、妗子，就是叫表兄、表嫂。他们都为我妈盼回儿子来高兴。不住地向我问这问那。我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接着来的是村干部和区里一位驻村工作人员。从他们的问话里，我听出来是要了解我的身份。八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参加的是阎锡山二战区随营学校，如今究竟是勾子军还是八路军，他们弄不清楚，当然要查问了。我当即把介绍信拿出来给他们看。这封介绍信是路条，也算身份证。那位区工作员看了，立即热情地和我握手，一叠连声地说：“哎呀，你就是马烽呀!你的名字早就知道了。你是名人，想不到你就是咱们二区的人呀!”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连我妈也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接着区工作员就替我介绍开了。说了《晋西大众报》的《吕梁英雄传》受欢迎的一些情况。我的那些亲友们听说我是办报的，是写文章的，惊喜异常。我妈脸上也浮满了笑容。她万万没想到，她儿子离开八年竟然变成文化人了。一下午，一晚上，我们家里还是人来人往，连连不断。连小学校的两位老师也来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想看看《吕梁英雄传》的作者是个什么样子。我妈一直在忙于接待客人，烧水，倒茶，递烟，点火。跑出跑进，精神抖擞，完全沉醉在一种兴奋状态中了。一直到熄灯睡在炕上，我们母子俩才算有了谈心的机会。我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她大概从我和客人们的闲聊中已经知道了，也就没再问什么。倒是她不停地给我讲述这些年来艰苦的生活情况。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曾在太原第一中学、法政学校当过校医。那时他在民营的晋兴书社入了一小股。股本是多少闹不清楚。我在家的时候只记得，每年凭股票可以领到十元左右的红利。这是由在太原做事的一位远房舅舅经手的，十元钱虽然不多，那可就是我们家最大的一笔收入。日寇占领太原后，这一点点经济来源也断绝了。地，还是那七亩地，还是由亲戚们代耕代种，收成倒也没有减少，就是负担太重。这里是敌占区，可西山里的八路军，孝义城的勾子军也断不了来此活动。日伪军要粮不敢不给，八路军要粮当然要给，勾子军要粮不给不行。三给两给也就剩下没有几颗了。以往，她还可以给娶媳妇嫁闺女的人家做些针线活儿，赚点手工费。可在这兵慌马乱的年头，谁家都是简单办喜事，很少有人家绣这绣那了。再说她已经年老眼花，看不清绣花针了。生活自然一年比一年拮据。后来我妹妹出嫁了，她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只好到壕南女儿家住几个月。我闹不清壕南是个什么地方，问了半天才算弄明白：阎锡山的十九军从日寇手里接管了孝义城后，就在汾阳和孝义交界处挖了一道壕，作为分界线。这道壕既不宽，也不深。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我妹妹年龄刚刚十六岁就出嫁了。我妈说，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常常发生年轻女子被糟踏的事。早早嫁出去，免得整天替她吊胆提心。当时大王村也有两家说媒的，但她还是把她嫁到了孝义县我的老家居义村。她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宁可嫁到壕南阎锡山统治区，也不能嫁到壕北日本人占领区。再怎么说，阎锡山总是中国人。从我妹妹出嫁就说到了我的婚姻问题。她说我已经是二十四五岁的人，早该成家了。村里和我同年同岁的人，早都当上爹了。她说这些年虽然我无影无踪，她日日夜夜为我担心，有时夜里常做恶梦吓醒来。但她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这也就是她苦苦挣扎着活下去的原因。我能平平安安回来，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枚结婚戒指。说着她就点着灯，穿上衣服下地，从炉坑里挖出一个小磁罐，解开里边的红纸包，拿出一枚金戒指来。样子像干韭菜叶卷成的小圆圈。她说这一带结婚最流行送金戒指。别的东西没有可以，金戒指是非有不行。即使分量再轻也不嫌弃。这枚金戒指是日本投降以后才准备下的。她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只好把她结婚时的一对包金手镯上的金刮下来，打成了这个金戒指。手镯的银胎就做了匠人的工钱。这对手镯，是我爹留给她的唯一纪念。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没有舍得变卖掉，但为了儿子遥远的婚事，竟然把它毁了。我妈要我在年龄相当的表妹中间选择。她一连数说了好几个，她要我第二天就到这些舅舅家拜望。顺便亲眼看看这些表妹，最好能早点订下来。我只好告她老人家说，我不打算在家结婚，事实上我也还不够结婚的条件。那时候根据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干部结婚必须够“二五、八、团”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就是本人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上；参加革命的时间必须在八年以上，这两条我倒也够了。可第三条至少要县、团级干部。我只是个一般编辑，当然够不上县团级，也就不够结婚的条件了。我母亲见我坚持不打算在家找对象，也只好让了步。她说：“能在外边找下也成，这事可不敢再拖了!”她要我把这个金戒指带在身上，以备需要时使用。我没有要，我劝她留下来做纪念。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又埋在了原地方。直到四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五年夏天，我在北京结了婚，我妈终于把这枚金戒指戴在了我妻手指上。她总算如愿以偿了。这天夜里，我们母子俩叙叙叨叨直到头遍鸡叫，这才入了睡。第二天，我妈打算托我表弟树勋，骑自行车去壕南把我妹妹接来。我则打算去王树瑞、王恩滋家看看。八年前，我们三人是一起离开东大王村，走进抗日阵营的。“晋西事变”发生后，王恩滋随前锋剧社去了太行山。王树瑞则是随部队打到了晋西北。后来编入了八路军陈支队，开赴山东去了。虽然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不能不把过去的情况向他们家老人说一说。另外我还打算把村里读过《晋西大众报》的人，找到一起座谈座谈。可谁知刚刚吃完早饭，那位区工作员匆匆跑来了。他说孝义城的勾子军带着十几辆大车，窜到壕北抢粮来了，很可能到大王村来。他要我提高警惕，早做准备。我很感激他及时通报情况。我的感激话还没有出口，他已匆匆走了。大概是做准备工作去了。听到有情况，我倒并没有感到意外，我妈则显得有点惶惶不安。一时要我到邻居家躲一躲，一时又要我换成便衣就在屋里待着，哪里也不要去。她慌忙揭开箱子给我找便衣，忽然又停了手，叹了口气说：“我看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赶快回西山里去!”她无可奈何地继续说：“如今你的名声已经在村里传开了，万一传到勾子军耳里，那可是不得了的不得了呀!”说着说着就不住地用袖子揩眼泪。很显然，她舍不得让我马上走，可为了儿子的安全又不能不下这样的决心。我虽然有点依依不舍，但也只能赶快离开家，因为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说：“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回来看你老人家!”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原路奔到了杏花村，完成这次下平川的主要任务。这次回家，虽然只在家住了一夜，我也心满意足了。离家八年，总算见到了日夜牵挂的老母亲。她仍然健康地活着，我也就安心了。编辑、出版、业余创作这次下晋中平川，连来带去走了十多天。当我回到编辑部的时候，正好上级布置下一件紧急任务：立即出版《吕梁英雄传》。因为全书还没有写完，因而决定先出上册。这次下去在农村召开座谈会，不少读者提出了赶快出书的要求。这可真是瞌睡捡了个枕头。可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先出半本书呢?其中有个缘故。国民党蒋介石，在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宣布要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中央决定派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赴重庆出席。代表团准备带一些反映抗日根据地生活的文艺作品，向国统区宣传。《吕梁英雄传》就是其中的一本。为了尽快把书印出来，我和西戎连明继夜进行了整理修改。周文同志审阅后，特意写了一篇序言。苏光同志设计制作了套色木刻封面，赵力克同志绘制了一些人物肖像和插图。这部书稿作为特急件发到印刷厂，很快就印出来了。初版就印了五千册。这可以说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有史以来，印刷最快，工本最大，印数最多的一本文艺作品。过了没多久，各根据地就大量翻印了。据说上海一家出版社也出了单行本，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事刚刚告一段落，编辑部就有了一个大的人事变动。首先是周文同志调走了，中央调他去重庆担任《新华日报》副总编。他把《吕梁英雄传》也带去了，很快就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他走后，社长一职由《晋绥日报》(原《抗战日报》)社长郝德青同志兼任。主编樊希骞同志因身体过分虚弱，干脆辞职养病去了；编辑李文辛同医院；吉吉吉同志调东北工作去了。与此同时，先后调来了辛景月、洪流、田平、卢玲等几位同志。编辑部已由北坡搬到了《晋绥日报》驻地高家村。一切生活供应还像过去一样，依靠报社总务科解决。吕梁印刷厂、新华书店发行部、新华社晋西北分社也都由河西杨家沟迁到了这里。高家村自然也就变成了新闻出版中心了。在这一场人事变动中，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被任命为主编!我自知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不能胜任此职。再三向领导上辞谢，结果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挨了一顿批评。最后只好勉为其难服从组织分配。好在那时候编辑部的同志都能全力配合，工作倒也能进行下去。报纸照常出版，方针没有改变，只是把名称改了。《晋西大众报》改名为《晋绥大众报》，因为晋西北根据地扩大了，包括了绥远省的一些县、盟、市。发行数量自然也有所增加。编辑部的工作还和过去一样。除了编报，同样也编辑出版一些通俗文艺作品。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孙谦写的小秧歌剧《闹对了》、《闹嘴舌》；束为汇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地主和长工》，以及一些配合政治形势的快板、鼓词等小册子；还翻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作品都给予了我们鼓舞和启迪。我们特别喜欢的是赵树理的小说。那时候并不知道赵树理是何许人，但他的作品却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又从与太行区交换来的报刊上，陆续读到了他的《地板》、《福贵》、《催粮差》等短篇小说，我觉得篇篇都精彩。自然而然赵树理就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工作外，就是写完并出版了《吕梁英雄传》下册。我和西戎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一任务完成了。不过也并没有因此消闲下来，常常要利用业余时间写点文艺作品。那时，胡正从文联调到了《晋绥日报》，和殷白一起编文艺副刊，经常约稿。穆欣则办起一个综合性半月刊，叫《人民时代》，也经常约稿。我陆陆续续写了《毛主席的相片》、《追队》、《一个雷雨的夜里》、《贾善人》等一些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水平都不高，只能说明那时候虽然行政事务工作增加了，但仍然没有放弃业余创作。《人民时代》杂志社，没有专职编制。所有编辑人员都是兼职，连主编穆欣也不例外。他是《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同时又是新华社特派记者。他是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除了自身的业务，其余时间都投入到办刊物上了。从约稿，审稿，编排，到看清样，事无巨细都亲自动手。我是该刊物的编委之一，自然也要帮他处理一些编辑业务。而且每期都要和另外一位编委杨效农合写一篇时事述评。杨效农是《晋绥日报》国际国内重要版面的负责人。他对国内外形势相当熟悉，记忆力也很强。电报码都记得一清二楚。有时新华社发来的重要电稿，译电员还没有译出来，他拿起电报纸就能一字不错读出来。每期的时事述评，都是由他把需要参考的消息挑选到一起，提出他的看法，然后由我执笔写。最后再由他审定。这件工作对我来说倒是进行时事学习，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好机会。这一时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公然打出了反共旗号，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竟然派重兵攻占了延安。毛主席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各解放区也展开了自卫反击。前方在打仗，后方则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口号叫“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就是要从根本上摧垮封建势力。当时上级决定从各机关抽调一些干部，参加土改试点。编辑部因人员太少，只抽调了李束为一个人去了临县。我则参加了驻地高家村的土改试点工作。因为报纸还要继续出版，我只能是两头兼顾了。一九四七年春末夏初，根据地大规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争取尽快实现耕者有其田。晋绥各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改。《晋绥大众报》是农民报纸，土改是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因而上级决定报纸暂时停刊，编辑人员尽可能都去参加土改工作团。大家情绪非常高涨，都积极报名。都想在这一场农村大变革中经受一次洗礼。但编辑部又不能不留一个人处理未了事宜。经过反复协商，决定张友同志留下来，除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外，同时参加《晋绥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们在最后一期《晋绥大众报》上刊登了一篇报纸暂时停刊的启事，然后就背起背包，分别到各个工作团去了。参加土地改革我被分配到六专署工作团。团长是公安局长谭政文，副团长是报社社长郝德青。我们开赴六专署驻地后，又增加了一位副团长，是第六军分区政委龙福才。同时和六专署从部队、地方抽调出来的一批干部合编在一起。首先是集中学习了几天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然后就确定去崞县(今原平县)十八村水地各村进行土改试点。崞县在晋北一带算是比较富庶的县。素有“东山摇钱树(产梨)，西山聚宝盆(产煤)，阳武流金富万民”之说。这最后一句指的就是沿阳武河的十八村水地。这里是崞县的平川，紧傍北同蒲铁路，长期处于敌占区。解放战争一开始，铁路就被我方破坏了。这就使抢占了太原和大同的阎顽军处于分割状态。选在这一带试点，除了要取得新解放区土改经验外，重要的是要巩固这一片新解放区，为将来解放太原、大同做准备。年参加土改工作团，负责联络各村点上的工作，挎着左轮枪。工作团混合编成了十几个队，分别进驻各村。我被分配到了大牛堡工作队。队长是总工会的老吴，副队长是六地委宣传部长老范。全队有二十多个人，有男也有女，有边区来的也有本地干部。我们一进村就分散住到了贫苦农民家里。我和李玉明同一个单门独户的老光棍挤住在一盘土炕上。李玉明是地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参加工作以前，在村里念过书，种过地，当过民兵，对农村比较熟悉，精力充沛，工作也很认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也爱好文字工作，后来我们曾一起写过通讯报导。 大牛堡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可贫富悬殊很大。大部分土地集中在邸、彭、任三大户手里，一般人家都是依靠当长工，打短工，租种地过活。租子重，捐税多，不少人家是搅糠拌菜度时光。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进行社会调查，整天和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就是组织贫农团，讲解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召开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和地主们清算剥削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就是分配胜利果实。 我觉得两位队长在掌握政策上都比较稳妥。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从始至终没死伤一个人。对多年压榨贫雇农的地主，都是按照中央精神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同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使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分配完胜利果实，全村贫下中农开了个庆祝会。团部副团长龙政委来讲了话。他讲话一开始就闹了个大笑话。他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刚说了这么一句，全场子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原来那时候这村群众忌讳说“高兴”二字。平素人们只说“欢喜”或“喜欢”。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把“高兴”二字当成了男女发生性生活的代名词。故而一听这话忍不住就笑了。当时工作队员本区张区长，忙写了个纸条递给龙政委。条子上写的是：“请勿说高兴。”龙政委看了，把条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我们打倒封建剥削，土地回了老家。 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为什么不能说高兴?不但贫下中农说高兴，我们工作团也要和老乡们一块高兴!”这等于说：工作团要和老乡们一块过性生活。全场群众笑得更厉害了。有人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跌；有人笑出了眼泪，岔出了气。龙政委觉得莫名其妙，忙转身问道：“这是怎搞的?!”张区长忙低声给他解释了一番。龙政委笑着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这么好的两个字，怎么在这村变味了!” 这可以说是庆祝会的一个小插曲。后来我曾问过好多人：为什么“高兴”二字变成那事的代名词。谁也说不清楚。 我在大牛堡住了将近四个月。吃派饭几乎吃遍了全村。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极好机遇，增长了不少农村社会知识。对农村的剥削形式，宗族关系，一代一代农民的兴衰过程，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他们形成的处世哲学等等，有了一些了解。这等于是做了一次“解剖麻雀”，对我后来从事农村工作，从事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打下了一个基础。各村土改试点结束后，都集中到了团部住地砂城村。进行工作总结，经验交流。工作团内部也进行了一番整顿。然后就分成了两个团，由郝德青同志率一个团去了代县，我仍留在崞县团。崞县土改很快就大面积铺开了。基本上是一两个人去领导一个村。我也很想单独去领导一个村的土改，可是目的没有达到。谭政文同志把我留在团部了。主要任务是与各村联系，了解工作情况；另外就是给《晋绥日报》写稿。团部给我配备了一辆旧自行车，还有一支左轮手枪。那时候，与崞县接壤的忻州城就驻有阎顽军。虽然前面有战斗部队防守，但小股敌人仍常窜扰破坏。我单人独马活动，不能不有所防备。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土改点上访问，听取工作组的汇报，参加村里的会议，研究工作中发生的问题。除及时向团部汇报外，也给报纸写了不少通讯报导。实际上变成了《晋绥日报》的特派记者了。除了报导“土改”情况外，也写了一些别的新闻报导。有次在县城听人说：苏龙口村一位乡村医生，组织群众成立了一个农民医疗合作社，做出了不少成绩。我认为这对缺医少药的农村来说是个好方式，很值得推广。我本想去苏龙口采访，可村子在滹沱河东，河上既无桥又无船，只能涉水渡河。当时正是洪水季节，我不想冒这个险，于是根据人们的口头叙述就写了一篇通讯报导。《晋绥日报》发表后，不久就收到苏龙口群众的来信，指出这篇报导有失实之处，也就是有些情节不对头，有的是张冠李戴了。后经我查证，确实如此。这事不便在报上更正，于是我就写了一份检讨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就是：绝不能道听途说写新闻报导。“新闻贵于新”是对的，但更要的是要“贵于真”。从此以后，每逢写这类稿件，我都是要查证落实之后才动笔。 这一个时期，我比以前在一个村蹲点生活范围要广泛的多了。山区平川，大村小村，贫村富村我都去。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一有空就找老乡们闲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婆媳纠纷，男女关系什么都聊。这使我了解了不少民情风俗，生活细节。结识了一些各具性格特色的人物，记录了不少群众语言。 我自从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调到《晋西大众报》之后，一直有意识地学习群众语言，随时随地记在了小本子上。没事的时候就翻出来看一看，对照书本上的语言进行研究。这些零七碎八的素材，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起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我还顺便搜集了一些民间故事、传说。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把前后搜集到的那些民间故事，经过加工整理编成了一本民间故事集，以其中一篇《宝葫芦》为书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正值全国总工会在各工厂推广职工业余学习，大办速成识字班。这本民间故事集被定为课外读物，第一版就印了五十万册。 土改结束，当我返回高家村的时候，已经是四八年秋末冬初了。离开一年半，这里最大的变化是有了电。据说是在车家沟炭窑上刚刚建起的一座小型火力发电站，除供各机关照明外，有的工厂也用于生产。吕梁印刷厂的两部印刷机原先是人力摇把，如今改成电动机，快捷多了。 领导上本打算要我筹备《晋绥大众报》复刊，因编辑部大部分人还没有回来，于是就要我和西戎暂时先在《晋绥日报》上办一个专版，起名叫《大众园地》，主要是刊登通俗文艺作品，也是五天出版一期。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业余创作了。这期间，我主要精力用在了整理土改中积累的一些素材。也写了几篇短篇小说。《金宝娘》(原名《一个下贱的女人》)就是这时候写成，发表在《晋绥日报》上的。后来还写了《村仇》、《光棍汉》、《赵保成老汉》等几篇，也都是参加土改的收获。这些短篇，自我感觉比以往的作品有所高。主要原因是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从此，我也更加坚信毛主席《讲话》中所指出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我本来打算试着写一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还粗粗起草了个提纲。及至后来看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之后，自知无论对生活的理解还是写作技巧，都不可能赶上这两位大作家，我写长篇的想法就打消了。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编辑部的人陆续都回来了。《晋绥大众报》复刊又提上了议事日程。组织机构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改名为晋绥出版社。社长由原文联副主任卢梦担任。我被任命为总编辑。下设报纸、书籍两个编辑部，任命西戎为报纸主编，束为任书籍主编。与此同时又新调来一些年轻编辑。正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四月间，中央决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古都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会。我被选成了代表。相随晋绥青年代表团离开兴县，奔赴北平。我以为开完会很快就回来，没想到青年会后，接着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后就留在了新成立的文协(后改为作协)工作。从此也就离开了生活、战斗多年的吕梁山区。 年夏 —TheEnd—时光流逝 岁月沧桑 人们心中留痕 厚重而美丽 这些湮没在 时光里的故事 我们无权视而不见！ —天扬故事 （采访）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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